这3位代表，折射出教育人在时代变革中砥砺前行的姿态
导 读
在时代变革中砥砺前行。
教育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引领，更需要一线教育人不断探索，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师生、成就一方教育。刘荣青、张欣、陈耀身上所折射的正是广大教育人可贵的探索精神。他们在时代变革中砥砺前行，推动着教育转型。 刘荣青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副局长。
刘荣青：寻找课堂的“中国表达”
教育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引领，更需要一线教育人不断探索，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师生、成就一方教育。刘荣青、张欣、陈耀身上所折射的正是广大教育人可贵的探索精神。他们在时代变革中砥砺前行，推动着教育转型。
一
1993年，在省级名校江西省南昌市第二中学教地理的刘荣青遭遇了“尴尬”，地理不再作为高考必考科目。对当时的许多地理教师而言，这几乎意味着“失业”。
但正所谓，“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但同时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刘荣青也从此迎来人生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作为高三优秀备考教师的他南下深圳，开始从头做起。“要不是不考地理了，学校可能也不会放我走。”
因为地理不是必考科目，反倒给了刘荣青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在深圳这个创业者乐园里，他天马行空在教学上进行了一系列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创新。
他设计出了可能是全国最早的多媒体地理学习室，“其中有可以旋转的仿真天球，有可以模拟深圳夜晚的星空，用发光二极管做成星星，通过控制不同的亮点，显示各个季节的星空变化”。
那是刘荣青最快乐的一段教学时光，至今说起来仍津津有味。年轻的他脑子里充满了奇思妙想，学校对他也全力支持。
就这样，开放式多媒体地理园、多媒体地理学习室、以地理为特色的主题式校园……伴随着一项项在全省乃至全国有领创意义的教学成果，刘荣青从普通教师先后走上教学处主任、校长的岗位。
2001年，在翠园中学初中部任校长的刘荣青推出“教师自助式培训”，又是一项在全国有创新性的经验。
二
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刘荣青对深圳充满感恩。这里用独有的开放、包容接纳了他，而他身上所有的不拘一格，也与这座城市“秉性”相投。
2005年，刘荣青在罗湖区滨河中学任校长。在学校对面，是刚破土开发的华润万象城，工地上映入眼帘的“流光溢彩，华润万象”几个大字让人心潮澎湃。
“教育，一定要与这座城市的建设相呼应。”刘荣青说。置身于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他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愿景——“书香校园，滨河中学”。
如何构建书香校园？受发源于英国的图书漂流活动的启示，刘荣青率先在学校提出漂书的设想。这个想法招致中层干部的一致反对：“校长，图书馆的书是公共财产，丢了谁负责？”
图书馆的书不能漂，刘荣青有办法，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企业界的朋友，对方大为赞赏，当即决定为学校捐书。
有了这一批图书，刘荣青在校园里设置了开放式阅读空间，同时约法三章，提出漂书的规则——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循环漂流，源远流长。
实践证明，漂书为学生成长提供了一个道德情境。一个学生曾这样吐露心声：他在学校看到一本喜欢的书，拿走后很长时间都不愿归还，但最终他战胜了自己，把这本书悄悄还了回去。
2006年，据说是孟子后裔的一位当地图书馆馆长听闻此举，褒奖道：“刘校长，这是以书养德啊，您真是大儒！”
再后来，漂书活动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竞相报道，成为“深圳读书月”的品牌活动，如今已在全市的学校蔚然成风。
三
而在刘荣青这些看似“不安分”的尝试背后，又若隐若现地存在着一条个人的思想发展脉络。
“我做任何事情都喜欢‘穷其理’，从源头上去思考。”刘荣青说。这一思维特质，使得他成为国内较早思考“教”与“学”关系的一线教师。
20世纪80年代，大批西方译著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中国，刘荣青完成了个人的思想启蒙。受弗洛伊德影响，作为中学班主任，他思考的是如何在学生成长关键期发挥“教”的价值，激发学生潜能。
及至来到深圳，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前沿，刘荣青的观念慢慢有了变化。“我当时设计的多媒体地理学习室，撤掉了讲台，四面墙壁都有投影，开始有意识地从关注‘教’转向关注‘学’”。
1997年，《人民教育》杂志在深圳召开教学研讨会，刘荣青作为教师代表应邀出席，他说，当前的课堂，要从“教为中心”转向“学为重心”。
“那时候我认为，在课堂上根据知识目标不同，教与学应有所侧重，教与学之间可以实现重心转移。”刘荣青说。
随后，刘荣青调任深圳翠园中学校长，面对教师布置作业太多太乱、学生难以完成的乱象，他提出了“智慧作业”，实施“限时限量，全批全改，分层分类”的作业改革。
基于作业改革，刘荣青从研究“教”与“学”的关系，逐渐转向更核心的“习”。“一个完整的课堂结构，应包括教、学、习三个环节。所谓‘习’，就是教与学的交互地带，但这个地带长期以来是被人们忽略的‘黑箱’。”
四
从2008年开始，刘荣青明确提出了“习本课堂”的理念，并开始申报相关课题的研究。
2012年，首届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展演的校长论坛上，刘荣青作题为《以“习”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变革》的报告。
在深圳罗湖，越来越多的校长、教师和学校开始接受他的观点，自发地参与到“习本课堂”的实验中，遵循“以习定教，以习定学，因习而得”的原则，他们从改革课堂范式出发，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提出了以“课前习、课中习、课后习”为基本环节的课堂新范式。
相较于传统课堂，“习本课堂”让人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时空更开放，目标更多元，方式更灵活……
这几年，作为罗湖区教育局副局长，刘荣青没有过多以行政力量推动，而是以很“低调”的方式开展“习本课堂”实验。但“低调”并不意味着不自信。在认真研究了夸美纽斯提出的“班级授课制”以来的课堂形态演进，刘荣青大胆地提出，“习本课堂”是面向未来的一种育人模式变革。
也因此，两年前区领导详细听了刘荣青“习本课堂”的汇报，当即拍板要建一所实践“习本课堂”理念的未来学校。
“应该说，‘习本课堂’理论的提出，为未来学校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可能，它引发的将是从管理架构、课堂形态到教师转型的全方位变革。”刘荣青说。
张欣 洛阳师范学院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主任。
张欣：生逢其时
1982年，洛阳师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河南省洛阳市第14中学，做了一名语文教师并担任班主任，这样开始了我的教育生涯。
那时的我，无论是教学还是管理班级都显得有点不“安分”，不想成为校长常常挂在嘴上“天没亮就叫学生起床，陪学生跑操，伴学生自习，盯学生成绩，催学生睡觉后再挑灯备课”的教师。如果他们用16个小时无缝隙管理班级，而我只用8个小时，成绩却一样好，这算不算做教师的成功呢？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以钱梦龙、魏书生等教育名家为榜样，潜心钻研教学最优化、范例教学、目标教学等教育理论。在实践中，我尝试着不以每节课为整体教学，而是以每单元为整体的单元教学法。
1985年，在学科教学的同时，我担任教导主任一职，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多了一份教学管理，多了一份党员的崇高使命。
1988年，经过从初一到高三的一轮教学后，我调到洛阳市郊区教研室，开始了为期10年的从语文教研员到教研室主任的教研历程。印象深刻的是，那时教育奉行“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那种为了办学，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实干、苦干加巧干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
1997年，我走上洛阳市郊区教育局业务副局长的岗位，同时兼任教研室主任和一所省重点高中的党支部书记、校长。这种教育行政、教学研究、学校管理“三肩"挑的经历，使我得到意想不到、机会难得的历练机遇，让我能把工作纵横融通起来，在教育整合、课程改革、学校变革方面可以游刃有余。在硬件建设上，急速解决了学校“一无两有六配套”；在软件上，积极探索多维教学改革。
2000年，洛阳市郊区随着城市的扩张，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更名为洛龙区，我成为洛龙区教育局局长。新世纪、新任务、新担当，我全力以赴进行全区近200所中小学的撤点并校。同时，上划各乡镇对中小学管理的财权、人事权，全区统一发放工资、调配人员，撤销乡镇教办，各中小学直属教育局管理，实现了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人民教育政府办”的转变。
2003年至2006年，除履行局长职责外，我深入到一所初中亲自执教政治学科。课堂上，我实施“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训练为主线”的三主教学。三年下来，收获颇丰。此时，我拜访了把一所乡镇中学办成全国课改名校的崔其升校长，大批次组织校长和教师外出学习“北京的大气、上海的细腻、山东的创新、深圳的拓展”，并确立了多元课程管理下的全课程教育。大家戏称“全课程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赞同者、质疑者、中立旁观者皆有。最终，媒体用1.8万字篇幅报道全课程教育，打消了许多对课改区域整体推进的“非议”和“指责”。
2011年，我到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任校长。离开了工作近11年的区教育局局长岗位，从200多平方公里的教育范围浓缩到300亩的校园，使我能静下心来深思一些问题。别人做的，我借鉴；别人没做的，我尝试。那段时间，我试图在课改领域拓展新空间，如课程化校园、校内管办评分离……
2015年暑期，请辞校长一职，我回到母校洛阳师范学院，在洛阳师范学院与中国教师报成立的“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做一些课程、教学的研究开发工作。三年来，我跑了许多学校，看到课程改革走过的路：学科内的整合、学科与学科的整合、学科与非学科的整合、基于学校层面的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看到课程改革正在走的路：基于项目、问题、任务的课程整合，更多源于STEAM教学、创客空间、综合实践课程和混合式教学的尝试；看到课程改革未来的路：以学习者个体成长为中心的未来教育、智慧教学、课程化校园，以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改革开放的40年，正是我从事基础教育的40年，从一名师范生、教师、班主任、教导主任、教研员、教研室主任、校长、副局长、局长、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和推广者一路走到今天，见证了基础教育的巨变，是一个受益于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者、见证者，我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成长。
陈耀 特级教师，浙江省温州市实验小学科学教师。
陈耀：为未来生活而来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曾经为自己农村的出身感到自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恩少年时在乡村“生活即学习”的特殊体验。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大家的精神面貌积极阳光，生活状态乐观向上，农村人特有的品质熏陶了我的童年，父老乡亲的言传身教让我深深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正直、坚毅和忍耐，这些品质伴随着我走向远方。
在村子里的小学读书，一直到三年级才有了自然课，且从来不做实验。只记得年纪很大的老师会认真地把知识抄到黑板上,让同学抄写并背诵。与学校里无聊的自然课相比，我的乡村生活堪称多彩。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自留田”政策，让我对科学产生了最初的感情，由此把科学教育当作了一生的职业。
师范毕业后，我来到浙江省温州市新桥镇中心小学当了自然老师。这是一所普通的乡村学校，没人重视自然这门课，大多数教师与我小时候的老师一样，不做实验、不联系实际，让孩子照本宣科，漠视了孩子探索的精神。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于是，向校长申请实验室，校长非常支持，他找人在图书馆里摆上十几张桌子，说：“陈耀，这里就给你当实验室吧！”我使出了洪荒之力，要把所有书本上的实验都放到图书馆这一方天地里。
1995年9月，我把全校喜欢科学的孩子召集在一起成立了“科学小组”，后来改名为“少年科学院”。还自费喷了一个印有“科学改变未来”几个大字的超大广告牌立在校门口。许多老师不理解，认为“陈耀的脑子被雷劈了”。但我相信自然课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分析力、创造力以及动手实践能力，对他们一生的发展都有益。就这样，一步一步我在学校坚持了9年。
2003年，我应邀在杭州师院为全国各地的1500位语文、数学教师上了一节科学课——《空气占据空间》。这节课的结果是我调到了温州市最好的小学之一——籀园小学。虽然学校给了优厚的条件、正规的科学实验室，但最初的进展并不理想，“少年科学院”第一次活动只来了9个学生。于是，我使出了撒手锏——“科学考察”。学校旁边有一个叫“大罗山”的地方，我故弄玄虚地介绍说，那里曾经是深海洋地区，还有宝藏。孩子们觉得好玩，就一起去“寻宝”。
有一天在“寻宝”的时候，一个学生突然大叫，“老师我发现 ‘钻石’了”。我们在一块有上百斤重的石头上发现了白色的水晶。那天，我们在“大罗山”的山谷里发现了20多处水晶穴，有紫水晶、黑水晶、发晶等。通过大量的数据，孩子们分析出“大罗山”曾经的确是一个海洋地区。我们还在学校周边的金蟾山做科考，发现了许多植物。用了3年多的时间，我们把这700多种植物编成了一个金蟾山的地方志，这是当地的第一本地方志、植物志。这个项目获得了“全国青少年科技创业大赛”的集体一等奖。最终，我们从9人发展到1000多人，学校的自然科学成了第一品牌学科。
2004年我去英国访学，有机会跟随当地的教师走进家庭中，发现他们的孩子真幸福，车库里有一排的工具，家庭成员一起做各种机械。我脑子里瞬间冒出5个字“家庭实验室”。就这样“一千零一夜家庭实验室”诞生了。孩子从三年级开始到六年级毕业刚好是1000多天，每个人在家里建一个自己的实验室，做各种好玩的科学研究。
有一位叫刘丹峰的孩子，他在家里建立了蟑螂实验室。因为在一场婚宴中发现，一些大人把鲍鱼壳擦干净带回家，据说能够杀灭蟑螂。于是，他开始研究鲍鱼壳是否能杀蟑螂。他找来一个飞镖的靶子，再用有机玻璃做了蟑螂的窝，在靶子的中心点,放了两个鲍鱼壳，每天观察蟑螂在每一环上面的停留时间。几个月下来，他发现蟑螂待在鲍鱼壳上的时间是最多的。就这样，他完成了一个5000多字的报告。报告里他写到，蟑螂与风油精、蟑螂与香樟树叶、蟑螂与各种东西之间有什么变化。这也让我反思，科学探究难道就是为了结果吗？不是，更重要的是孩子能参与研究的过程。
2007年，我获得了“全国模范教师”；2010年被评为“浙江省科学特级教师”；2016年被评为“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这些荣誉都是对我的团队、家长和孩子们最大的鼓舞。我很高兴地看到，2016年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其中规定小学一二年级要开设科学课，每周不得少于一节。科学不是让孩子成长为什么样，而是激发他们的梦想。
2005年，我曾提出2049（建国100周年）计划，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的学生当中能够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其实，我的真实想法并不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是培养成绩多么好的孩子，而是培养对未来有梦想有追求的孩子。我的2049计划，为未来的生活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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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