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县衙是政府系列的最基层，知县（明代以前称县令）职微位轻，但却是支撑皇朝大厦的础石。故知县属于朝廷直封的官员，他们都乃有科举功名者。由于县官直接与百姓打交道，朝廷很重视县级政务的功能用，要求知县必须德、才、能力兼备，恪尽职守，勤政益民。考核不合格者，降职、弃用或严惩。故史家认为在古代官员系列中，要数县官最难当。清朝的皇帝大多能自律，勤政、重修为，所以对各级各类官员也要求特别严厉，故而清朝的知县更是难当。在清律严苛制约下，知县不得不孜孜尽责以效忠朝廷，政绩斐然者不乏其例，其中的佼佼者比封疆大吏毫不逊色。《来安县志》不仅在“名宦”栏中，侧重记载了知县们的才德和政绩，还星散提到百姓谢别贤官的仪俗。其具体表达方式是：张盖、陈水置镜、立祠崇祀。
1，所谓“张盖”，就是地方绅民代表，向离任贤知县赠“万民伞”（特制的大红伞），上有歌功颂德之赠言，如“爱民如子”“勤政爱民”“风调雨顺”等，总之，喻义阖境绅民都曾得到这位长官的庇护。如《来安县志》载，道光年间的知县符鸿，离任时有感于百姓的热情送别，当即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已惭张盖光行色”，句中的“张盖”，即指来安绅民谢赠他的“万民伞“。符知县在来安为官不到两年，便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道光三年，南境圩区遭水灾，符知县奔走呼号，力倡乡绅、义民出钱出力，有效地赈灾济民，使灾区安度了水荒；二是，道光四年，符鸿将中断了近百年的《来安县志》进行了增补续修，从而完善成今天我们见到的道光版《来安县志》。
2，所谓“陈水置镜”，即离任贤知县，被绅民代表前呼后拥地送行在大街上，来城主街道两边的店铺、民舍门前，都放一盆清水（象征清白廉洁）、一面明镜（“民敬”）以示谢意。绅民代表把离任的贤官送到城外，双方对揖（“揖揖”即依依）而别。
3，所谓“立祠崇祀”，即为少数德高望重、贡献大的知县，建立小型祠庙，供百姓祭祀以怀念之。如明代嘉靖年间的知县魏大用、清朝乾隆年间的知县韩梦周，都因政绩突出而不仅被赠予万民伞，更享受了被崇祀的殊荣。魏大用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任吾邑知县，他为来安做了功德无量的两件大事。一是创修《来安县志》（此前，来安历史只有记录，没有明确的“县志”），是续拓来安历史的奠基人；二是首建来安砖城墙（原为土墙），因可固防，从而绝了倭寇搔扰之患，使古来城居民安居近500年。韩梦周乃德才兼备一名儒，他为来安百姓在民生、民安、民富等方面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政绩出色，深为邑人所爱戴。可见，魏、韓两先贤在来安享受祭祀之殊荣，乃名至实归矣。
笔者窃以为， 以上的后一种谢别方式，定是地方绅民们真心实意之举。前两种送别方式，是我早年听族长们说的。我周氏大祠堂原先就在来安县城〈1938年被日寇炸毁），长辈们的凿凿之言，当属史实。不过，筹划送别的地方代表们的心意，就有真真假假之别了。对来安 贡献大的贤官们，都楚楚然被载入县志而英名不朽。如：来城新安镇，在1950年代初还叫“大用镇”，就是为纪念明代知县魏大用而命名。
当然，县志也记载了少数尸位素餐的平庸县官，如明嘉靖十七年任来安知县的王梅，就乃不思职守图安逸的庸官。他在一首《县署即事》的诗中自白道：“疏慵更何事，高枕午窗虚”。诗句“自拍”了一张栩栩然之慵官相。无疑，王梅离任时肯定是灰溜溜离去的。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1938年5月23日，三架日机轰炸了来安县城，烧杀淫掠来安百姓之后，还驻下来继续作恶。不久，日寇头目仓宁，因换防离开来安时，竟无耻地强要带走400年前邑人赠送知县魏大用的“万民伞”，还要维持会会长把伞上原有的“风调雨顺”改成“秋毫无犯”。来安绅民愤而与之巧妙周旋，小鬼子终未能得逞。
为官一任，不一定要做多少轰轰烈烈的大事，只要能尽力为民谋福祉，人们便会心存感激。反之，那些不贤廉、不正派，甚至严重乱纪违法的官员，也会被民众所憎唾。四年前，西南地区便发生一例，且见诸报端：一位地厅级官员被双规免职而去时，街上放起了爆竹，谓之“送瘟神”。可见，民众对贤官劣官的态度，就是这样泾渭分明，殊同天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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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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