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正德 于 2013-11-1 15:23 编辑
山 东 人 闯 皖 东 几年前的电视连续剧《闯关东》，描写了从清末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户山东人家为生活所逼离乡背井“闯关东”的故事。主人公朱开山一家人复杂、坎坷的一生，典型化的反映了数百万山东人为活命，逃荒要饭闯东北的悲惨经历。主人公朱开山跌宕起伏、九死一生的命运深深吸引住了亿万观众的眼球，往往是剧情结束了而观众的泪水还不止。每晚开播，万人空巷。而历史上山东人还有一次大规模的逃荒经历是下南湖，数量大约100多万人，落脚地主要是洪泽湖流域。大规模的自由迁徙一次是1927年（民国16年），一次是1943年和1960年。其中落户安徽东部来安县的就有十万人，而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来自沂蒙山区，与笔者是老乡。 他们同样演义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堪比《闯关东》的悲壮故事——闯皖东。
今年秋天，山东移民文化采风团一行十几人，应来安县政府、县旅游局、县文联以及山东移民后裔个体工商者李德新先生之邀，来到皖东山东移民点实地采访了部分当年的移民老人和后裔，时间虽然短暂，很有一斑窥豹之嫌，但是山东移民当年闯皖东的艰辛和悲壮，使我唏嘘不已，对心灵的冲击不亚于《闯关东》的艺术感染力，因为是与当事人近距离面对面的接触，他们原汁原味地回忆和叙述竟让男爷们老眼含泪，女作家们就更是泪眼婆娑。 婆婆一双小脚走千里 上世纪山东人闯关东有一多半是从海上乘船而去，而下南湖的山东人大多数是一边要饭一边走。吕鲜影老人今年75岁，她说起当年丈夫全家下南湖的经历如数家珍。 俺婆婆一双小脚三寸多，1943年从临沂市的平邑县天宝乡逃荒而来，当时老家鬼子、土匪横行乡里，加上天旱、蝗虫频繁，地里收不到粮食。饿的实在活不下去了，公公婆婆就带着五个儿女外出讨饭了，记得是刚过了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家人边讨饭边往南走。因为大人知道，往南去越走天越温暖。当时吕先英丈夫是长子，她是童养媳，跟他们一起走的，最大的孩子是吕先英的丈夫11岁，最小的孩子只有八个月大，婆婆只好怀里抱着孩子，一双小脚只能用脚跟走路，从老家到来安县大约700多里路，走了一个多月。有时一天要不到几口饭，一家人饿的实在走不动了就找个草堆子睡觉，只有睡过去，才能忘了饥饿，大人能把握住，几个孩子就饿的哭，最后没劲哭了才昏睡过去。 有时运气好点，能要到几碗粥，几个窝窝头，就先让最小的孩子吃，见到吃的，几乎饿疯了的孩子只顾抢食，公婆就只好将要的饭分着吃，很多时候，看看孩子饿的可怜，公婆就把自己的那份让给孩子吃，等孩子吃完就舔舔碗里的稀饭渣。讨完饭后，公婆就带着孩子去找野菜、树叶、芦根吃，逃荒的路上，由于常吃青草，公婆的嘴角又青又乌。遇到下雨天，路上泥泞不堪，婆婆一瘸一拐，身后的脚印就像用棍子戳的窟窿。 走了二十多天过了淮河。一路上每天都会遇见饿死他乡的讨饭人。我们遇到一家讨饭的，六口人路上饿死了四个，剩下娘俩也早已骨瘦如柴、弱不禁风了。我们一家可能上天保佑吧，在讨饭的路上没死一个人。最小的弟弟，在娘的怀抱里也走了近千多里路，总算来到滁州东部，在一个连绵不断的丘陵山地住了下来。公公看见这里山青水秀，地广人稀，很像老家的沂蒙山，便不愿再走了，从此我们就在这里扎根。可能这里是养穷人的地方，大地慈祥包容，当年我们种了苞米和大豆就有了好收成，饿了一春天的肚子总算盼来了渴望的五谷。后来，公公听人说起这个地方叫来安县，很迷信的他喜欢这个名字，认为这是天意，让俺一家来了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后来陆续又来了很多山东饥民，慢慢的集结成了一个个小山村。如今我们早已是四世同堂了，孙辈们还有几个在合肥、南京工作的，现在全家幸福快乐，和山东老家也经常走动、交流。 他像朱开山一样 《 闯关东》的主人公朱开山有血性、义气，是个纯爷们。而下南湖的山东人也不乏佼佼者。付剑奎就是其中之一。老人今年92岁，高寿之年依然耳聪目明，思维清晰。他是1952年来安徽的。 老人1938年参加国民政府军第51军抗击日本鬼子，曾在苍山县九云山一带与鬼子激战一天多，他们一个排打死了一个班的日本人，他和排长是机枪手，战斗到最后他们排有一半的人战死，他的左手腕被子弹打穿，至今还有明显的疤痕。有次和鬼子拼刺刀，他连续刺死二个鬼子，自己的屁股被鬼子挑下一块肉。以后他所在的部队战败，自己脱下军装回到老家苍山县。因为打鬼子负伤，他便找到当时的区公所，公家还给他补助了八百斤粮票。 当时老家苍山县在土匪刘黑七残部控制下，老百姓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组织村里男人抵抗土匪的侵袭，土匪对他是恨之入骨，扬言要千块大洋买他的头。后来解放了，当地政府看他是个热心肠的人，就让他当了村长。 1958年大跃进，左的错误导致了家乡的大饥饿。已经三十多的他准备结婚，由于贫穷，他实在拿不出彩礼，媳妇过门的当天烙了二个饼，总算把喜事办了。1960年的饥饿与贫困同样像土匪一样压得他和乡亲们喘不过气来。婚后不久他便带着妻子南下逃荒。他把粮票卖了十几元钱，做火车到了蚌埠，记得当时火车票一人是五块五毛钱。 一路讨饭探听到来安县长山头一带山东人落户的多，他也就奔来了。过去这里荒山野岭，人迹罕至，土匪强人出没。有人曾说“二十里长山，土匪无边”。付建奎就曾几次与打家劫舍的土匪械斗过。由于他当过六年兵，多次从死人堆里钻出，生就一副铁胆，加之他身手矫捷，土匪遇到这样不要命的人也心虚胆寒。都喊他“侉大胆”。从此，付建奎住的地方土匪就很少光顾了。 付建奎聪明，他看到长山头一带土壤很像老家的沙质土，适合种花生。他就只身一人回沂蒙山老家带花生种。从老家到长山头有350多里路，一个单趟他只用7天时间，每次多则十斤，少则五六斤花生，因为老家也穷的很，这些也需要凑好几家的种子。为了赶路，有时借着月光，他昼夜兼行，吃饭也不住脚。现在花生这个南方少有的油料作物在长山在来安繁衍壮大。 移民史血泪史 杜甫的三吏三别，至今读来还能让人感怀叹息，“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正是背井离乡者凄惨的写照。中国老百姓有故土难离之情结，人们不是陷入绝境，是不肯远离家乡的。特别是在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时代，外出逃荒，生死未卜，而坚强地走下去并且活下来的人没有惊人的毅力和生命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年的移民孙垛财今年96岁，说起当年逃荒路上的情景，神情庄严。那是1943年，中原大地炮火连天，他们好几家人一起结伴逃荒，一次，突然遇到鬼子的飞机，照着人群就投炸弹，当场就有三家八口人全部遇难，他只身跑到树林里才幸免一死。有时遇到连阴雨天，前后不见村庄，要不到吃的，十几个人就跻身在一个破屋里，寒风刺骨，饥肠辘辘，第二天起来总有几个人就永远睡过去了，活着的人用柴草简单覆盖下死者就含泪上路了，“天明登前途， 独与尸首别。” 移民来到皖东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饥饿也让他们刻骨铭心。孙老说，当时人饿的吃光了野菜，就吃树叶、树皮，树叶除了马尾松和臭椿树叶没吃过，其他的几乎都吃了个遍。1961年罗顶村坝埂生产队有80口人，一年饿死了69人，往事辛酸，不堪回首。 简短的采访后，企业家李德新先生说，过去山东人闯关东多数走水路，从烟台坐船，要好走些，而下南湖的山东人几乎全靠脚板丈量沂蒙山到来安的距离。我问他统计过从临沂到这里需要走几天时，结果李先生随口而出：“从费县朱田到来安县长山头一带走要11到12天，单身汉加夜走得7至8天（俺姑父来接俺大姑回家成亲，用七天，来回半个月）。拖家带口，推独轮车逃荒的要一个月左右，长的四五十天（途中需要讨饭）。我爷爷用了一个月零三天到达张山集，尹宝仓的爷爷用了一个月零七天。”这一串统计数字，如铅石般叩击心扉。 后 记： 早期，历代都有山东移民到皖东来安等地的人，在来安县的大都生活在东北部山区，习惯种植旱粮作物，开垦荒地，自给自足。 民国16—20年的山东移民，这批移民数量较多，主要是由于战乱和山东闹饥荒迁来。战后的来安山区几乎就是无人区，较适合山东逃难人群居住生存。 抗战时期的山东移民，由于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调转枪口和日伪一起向新四军、八路军开战，鲁西南战区人口骤减，大部分人口逃荒外地，除一部分逃难闯关东外，另一部分人则“下了南湖”（洪泽湖），其中费县就有近10万难民“下南湖”。整个南下的东、西官道上尽是难民拖家带口的队伍。这一年是1942年。也就是这次的山东移民规模最大。现在居住在来安的80岁以上的山东人，大多是那时候逃难而来。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山东临沂、泰安等山区来了一批又一批的石匠他们帮助当地人砌墙、采石、建房，有很多在此地娶妻生子，落户来安。 山东移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们配合新四军、游击队同敌顽进行作战，做出很大的流血牺牲。皖东山东移民参与了火烧野牛城、张山集战斗、掩护北撤、支前渡江等群众性的抗战和解放战争。移民子弟屡立战功。原杭州军区司令杨兴家将军、原虹桥机场党组书记李元庆等，就是从长山走出的革命家。在七十年代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王希功等山东移民子弟也是战功赫赫。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山东移民积极参与祖国大建设。扒来河、修屯仓水库、出夫子去驷马山……在每一个工地上都有山东老侉的声音、身影。 山东人讲信用、重义气、吃苦耐劳、宽厚大度的习性也为皖东百姓所认可。很多生产队长也乐意接纳山东人，他们干起农活都是好把式。 如今皖东大地的山东移民后裔已经十几万人，在党委政府的关怀下，他们的生活日新月异，幸福美好。从山东移民后裔中走出了共和国的将军、科学家，著名企业家，省级领导……地杰人灵的来安，正以其博大仁爱的胸怀让四方宾客沐浴着“来者皆安”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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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