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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造字和仓颉作书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最重要的标志。古埃及、苏美尔、古印度和玛雅都在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象形字。但这些民族的象形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起源于“天传神授”。唯独中国文字有起源、过渡、演变、发展的记录，这就是“伏羲造字”和“仓颉作书”。
为什么所有地区创造象形字的形式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画成其物，随体结绌”？
为什么伏羲要把创造文字的基本法则垂范于天下（以垂宪象）？
为什么使用象形字的都是黄（棕）种人？
“伏羲造字”的过程是由“依类象形，比类合谊”过渡到“有形可识，有意可辨”，“仓颉作书”（仓颉为黄帝史官，著有《仓颉》一卷）的过程是由“句法章法，兼以巧思”过渡到“俱收并蓄，自成一家”。“伏羲造字”和“仓颉作书”，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
《水经注·卷十六》载：“临溜人”发掘了距今3000年的“齐太公六世”之“铜棺”，“惟三字是古”体外，其余“前和外隐”全是“余同今书”的北魏“隶字”，郦道元由此认定“隶自出于古”。
北魏学者惯例把伏羲、炎、黄、尧、舜诸代称为“古”，对夏、商、周三代称其“号”，“隶自出于古”就是要重新认定中国各类文字起源的时间。多部古籍载：伏羲观鸟兽立文而造书契；仓颉取鸟迹始作文字。这就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文字与“鸟迹”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象形字是图画和符号，不是“鸟迹”；篆字是孤笔线条，也不是“鸟迹”；唯独隶字不但是椭圆形的“鸟状”，而且结体笔画全为“鸟迹”。横——“鸟头鸟尾”；竖——“鸟骨”；撇、捺、点、钩、挑、提、折——“鸟羽”。这就佐证了隶字最晚成熟于“仓颉作书”，篆字成熟于“伏羲造字”，象形字创始于“太乙初始”。
《圣经》说：天下所有人都说同一种语言，使用同一种文字。先秦古籍说：黄帝云游四海，尧舜大治九洲，大禹华夏导河，周穆王征伐大荒，齐桓公号令天下，苏秦合纵六国……，都是使用黄帝创造的统一书体。四川出土的战国木牍，不但证明了隶体是中原文化的统一文字，也是青川少数民族的通用文字，还是希腊字母文字前的原始字体。汉代搜集筛选在《艺文志》中伏羲至黄帝期间的古籍达数百卷，这只是“嬴政浩劫”后残余古籍的群星几烁。如此巨量的历史文籍，只有使用弧笔和直笔的字体才能著书成集。
河南舞阳遗址和湖北杨家湾大溪遗址出土的陶制符号，不能作为华夏文字起源的依据，其原因是中国远古从来没有用陶器记事的惯例。陶器的随意符号是艺术风格的自然表现形式。
甲骨文和金文也不是华夏文化的通用书体。作者擅长1—3毫米毛笔微书，在各类字体的书法“创作”中，都是大量使用异体字和繁体字，这就是中华民族书法艺术不可动摇的文化传统。甲骨文是殷代巫人装神弄鬼的“符咒”，是在篆体基础上任意变幻的“天书”，这类所谓“书体”，只能是借伏羲之名，无伏羲之实的“另类异体”。金文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其文字形式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艺术，使用“伏羲造字”的篆体也就有据可依。齐太公六世之铜棺，铸造技术远高于青铜钟鼎，这只是死者的栖息所，不属于文化艺术范畴，使用文字只能用“仓颉作书”的通用隶体。这就是为什么在三百年的时间，中原地区出现三种截然不同字体的真正原因。
清华大学收藏的公元前305年的竹简是官方历史文献，使用篆体庄重严肃；四川青川出土的公元前309年的木牍为民间普通文书，使用隶体便捷易读。这就是先秦诸代篆、隶字体在社会实际应用中的“黄帝祖制”。
转自新浪: 范家齐博客《华夏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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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