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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变异几时休 周 元 桂 年近闻岁钟，那扩散的声波如同一圈圈年轮，把无尽的岁月沧桑包裹在将临休整的岸上——年来了！家家户户浓浓淡淡地“年味”起来：春联、年画、窗花、剪贴、春晚、庙会……古人过年的宗义就是亲人团聚，而如今因现实生活之缤纷，过年被人们扩眸广义起来：在政府心目中的年是春运，打工者则将过年视为工钱，商家视过年为商机，亲人心目中的年就是团圆，对游子而言，“年”则是勾魂索债的乡愁。 记忆中的“年”，埋藏在春联里，弥漫在年货里，雀跃在爆竹声中，温馨在团圆饭里。过年的气氛，是由千家万户的共同营造以及从血缘中洋溢出来的。其底蕴落实在传统文化的支点上——欢乐、慰籍、祥和、爱睦。此乃千百年来国人约定俗成之恒同。“年”是抚平日常生活的创伤、修复社会关系的缺陷、农缩血缘关系之粘稠度，以及建构社会祥和氛围的定期检修系统。“年”不是某始祖、某历史名人创立出来的，而是它作为一种抚慰心灵的方式，本来就潜藏在所有中国人的血液里。每至农历岁末，“年”如同跳动的小鹿，不约而同地不时撞击人们的心田。 记得儿时对过年魂牵梦绕似的渴望、祈盼和急切的等待。不能回家过年是最大的不幸，如同是一种惩罚。读高三那年，学校搞高考创优攻关“练兵”，留一些人不让回家过年，我被纳入其中。母亲和姑母望眼欲穿，电话连连，这就是“年”的最强音。年味的浓与淡，既不决定于物质消费之奢贫，也不决定于贴春联、剪窗花、贴年画、倒“福”字等吉祥符号的装点，它是一种年文化的体验过程。“吃团圆饭”是过年的表象，团圆才是过年的本义。由于国人的虔诚遵崇和弘扬，使“年”成为节日文化之参天大树，才得恒久枝繁叶茂，深入人心！ 年俗文化自产生以来，就很有市场，到了南北朝时期已声势浩大，进入隋唐时代，更是汹涌澎湃起来。那时朝廷的除夕夜纵情欢乐而歌舞通宵，谓之“守岁”，连唐太宗那样的马上皇帝，也曾即兴写过《守岁》诗：“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到了唐玄宗时期，宫廷过年之尽欢情景更是前所未有，只是宫廷年欢与民间绝缘。民间通过拜年，使亲情、友情得到升华。这在今天亲情日渐淡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真诚大贬值的状况下，拜年活动尤其必要。延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就曾给群众拜年，并通过此关心民间疾苦。如今，每年春节，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去贫困地区及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家，送去祝福和温暖。从这个角度看过年就是人情味。 “年”的产生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为了养息休整。农民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需要赖以农闲休息静养，过年则是休闲静养时段的高潮。养息休整，也包括大生畜在内，儿时曾于大年三十晚上见过老农犒劳耕牛的情景：老人用一只大黄盆，把数量可观的米饭、熟青菜、豆腐、肥肉、肉圆子等食物放入盆中，端进牛屋喂牛。牛惬意地摇着尾巴大口地吃，老人则用手抚抹牛背念念有词地说：“打一千骂一万，三十晚上供你一顿饭！”昔日过年重视养精蓄锐的心态和情状可见一斑。 如今纠结于传统文化的演变，“年味”因之而日益淡化，使仍存传统心声的人们惆怅和喟叹。一些青年人不知年俗文化为何物？昏昏然不知过的是谁的年，孩子们潜意识里则是“父母要我过年”。人们在商场里豪购而穿戴一新，可感受不到当年母亲缝制的新衣那种慈爱暖馨。如今人们视过年等于吃年饭，大年三十，全家在酒店的餐厅里过年，大嚼高档佳肴就是过了肥年。殊不知，这远不及母亲在家做的团圆饭味美，长辈们更是食而不知其味。如此等等，似乎我们是在为别人过年，或者是过给别人看的“年”。更有甚者，现在过年的血缘温馨萎缩而肤浅，拜年活动也只是蜻蜓点水式淡义寡情。有些人认为过年的吃喝玩乐和不劳体脑就是福。对此笔者认为，倒贴的“福”字应改为横贴才符合现状。篇终呈一愿，但愿传统的年俗文化灿然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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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