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正德 于 2021-9-17 07:53 编辑
文化自信 盛世传承 ——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家风的时代意义 翁 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在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这一节,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中国古代社会,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家国同构”、这样一个中华民族国家建设的鲜明特色。我们“天下一统”的伟大祖国,正是在千万个家族、亿万个家庭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共同的伦理价值观念,使得我们成为历经五千年而唯一延绵不绝、傲立于世界的文明古国。家族,就是我们国家最基层、最基本的细胞。千千万万个家族汇聚、组成了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国家又是每个家族、家庭的保护者。有国才有家,家和万事兴。我们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上,历经战火兵燹、天灾人祸而传承下来的许多个堪称典范的古老家族的家规家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优**风,正是这样一份珍贵而丰厚的文化遗产,是一份在新时代值得大力传承弘扬的优秀精神食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风建设的重要性,他深刻地指出:“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又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总书记如此重视家风建设,可见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
家风,是整个社会风气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历代传承的著名家规家训,是中华民族优秀家风的重要载体,值得深入挖掘、梳理、提炼出新。 在我国这样一个家国一体的体制中,国法发挥着自上而下的统治作用;而家训自下而上发挥着束身守法奉国的作用。从中国史学编撰的传统来说,国家修史,地方修志,家族修谱,名人立传,史、志、谱、传,成为中国史学大厦的四大支柱。于是“从家训到乡邦礼俗,再到地方志书,均体现出儒家学说以礼治国的文化观念。”家训与乡礼以及国法相配合,使家庭伦理和礼仪教化具体化,具有了深入家内管理与个人修身的渗透力,以及包容家法的涵盖性。国法、乡礼与家训三管齐下,朝廷、地方与家族齐抓共管,又充分发挥了个人修身的自觉性,社会自然大治。这种家族“自治自教”在地方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传统管理模式,有益于地方社会管理,从深层次的细部化人淳风,从根基上最广泛地巩固了国家统治。因为“乡者家之积”,于是乎“礼行于乡,则王道备。”古代士人的人生价值集中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目标上。这在当时那种家国同构的社会建构中具有普适的意义。由于其中包含四个不同层次的人生境界,故能适应社会的各个层面,自然成为国民人生目标的普遍追求。 今天,我们开展盛世修谱的宗旨和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在千千万万个家族——国家最基层、基本的细胞里,通过家谱里面记述的家规家训,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家族、家庭教育,达到教化、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家风文化的目的。 教育是育人强国最基本的手段和途径,而家族教育则是社会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家学家训是家庭教育的工具和产物,家风和言传身教则是育人的无形力量,族规家训是族人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也是一种法规性的条款制度。家训将道德自律与违规惩戒熔于一炉,具有教化和法治的双重功能。家规与国法相辅相成,以国法与教化的双重形式向社会人心渗透,遂使儒家道德与教化理念润物无声,沁人心性,以至成为“德”与“法”的延伸和补充形式。因此,家训编撰历来均受到国家和家族的高度重视。制定族规家训,贯彻落实其中规范,树淳正家风,育有用人材,为社会荐才献力,是家风文化建设的根本宗旨。 二、千古流传的经典家书,也是传承中华优**风的珍贵载体 在家规家训而外,家书也是家风教育一项重要的内容。“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作为万里相隔的亲人之间沟通消息、维系感情的方式,家书自古至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家书,顾名思义,是指家人、亲人之间往来的书信。大约在文字产生后,家书就出现了,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我国现存最早的家书,可以追溯到1976年湖北雲梦县睡虎地四号秦墓出土的战国晚期(约在秦王政二十四年即公元前223年)用秦隶书写的木牘两方,内容是征战在外的秦国士兵思念家中老母、交代妻子的家常话语,表达出质朴的血缘亲情。 随着文字语言的逐渐丰富,纸张的发明,家书逐渐流行起来: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唐·张籍《秋思》)”“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明·袁凯《京师得家书》)”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对于家书的题咏何止累千上万,前面说过。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古代士人的人生价值集中在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目标上。这在家国同构的社会建构中具有普遍的意义。由于其中包含四个不同层次的人生境界,故能适应社会的各个层面,自然成为国民人生目标的普遍追求。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唐·孟郊《游子吟》)”在无数游子迈出家门、求取功名的同时,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报效国家。由此,在浩如烟海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爱国忧民的赤子情怀,这同样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堪称中华英杰的长辈们,通过家书,把道德修养、人格风范等传授给子孙。由此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家书,如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诸葛亮的《戒子书》、《郑板桥家书》、《曾国藩家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梁启超,留下的家书大约在2000封以上,占其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还多。他通过书信传递对孩子们的情谊,注重他们的知识训练,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使九个子女个个成才,还有三个是国家级院士:梁思成(建筑)、梁思永(考古)、梁思礼(火箭)。
现代最有名的家书当数《傅雷家书》。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傅雷通过书信对孩子的生活、艺术、为人处世进行悉心指导。傅雷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教导儿子待人要谦虚,做事要严谨,礼仪要得体;遇困境不气馁,有荣誉不骄傲;要有国家和民族的荣辱感,要有艺术和人格的尊严;同时,对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劳逸结合,如何理财,如何处理恋爱婚姻等问题,平等对话,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终于使儿子傅聪成为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刘伯承、吴玉章、张闻天、陈毅等人也留下让后人受益无穷的家书。据考证,毛泽东一共给子女写过28封家书,封封书信都饱含着挚爱,行行文字都寄予着深情。这些书信的内容涉及大到子女们的理想、事业、婚姻,小到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处处体现了一位父亲的无微不至与耐心。身为父亲的毛泽东,并没有以长辈姿态居高临下地命令,而是始终以平等的态度与子女们相处,像朋友一样与他们交流,言语中还不乏轻松、幽默,让这份深沉的爱如春雨般点点润入子女们的心头。 在安徽,有脍炙人口的清初桐城籍大学士张英的著名家书:“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他教导家人要礼让为先,从而留下了百世流芳的桐城六尺巷。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王步文烈士,在慷慨就义前致信其妻方启坤:“我为革命而死,你不要悲哀,不要难过,应抚养爱生,以继予志。”体现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情怀。在2017年新发现的张璋烈士家书(按:张璋烈士原名张鼎和,淮军大员张树声家族后人,与张家四姐妹同辈,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方左联”第一执委,1936年被捕,牺牲于安庆监狱,留有数十封家书)临刑前,他在香烟盒上留下四句遗言:“教育我儿,继承我志,代我收尸,勿告我母。”托人转交给他的爱人吴昭毅。这最后一封家书,表达了烈士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后代的殷切希望。 家风的传承,靠言传,靠身教。家书,作为书面的言传,远比口头上的家庭教育更系统、更深刻、更生动。家庭是家学传承、道德修养、人格塑造的第一课堂;家书则是信息传递、情感沟通和规范制约的重要载体。家书是经由私人渠道的对传统文化、伦理、学问进行传承和教化的有效载体,它对涵养品德、培养人才、融洽亲情、改良风化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优秀家书的引导和教化下、所形成的良好家风,对我们在新时代树立良好社会风气也有着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在新时代传承弘扬优秀家风,有助于每个家庭、每个公民自觉遵守国家法纪,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正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之灿烂,是由千千万万个家庭继承、发扬、光大的!自古迄今,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都有良好的家训、家规、家风。俗话说得好:无规矩不成方圆。从孟母三迁到岳母刺字,好的家训、家规、家风不仅承载了祖辈对后代的希望、对后代的鞭策,同样,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民族之风! 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家风建设。毛泽东教育子女要胸怀大志,爱国家爱人民,要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他把儿子送去工厂、送去农村、送去前线,尽显了伟人良好的家风和博大的情怀。周恩来没有亲生孩子,但周家是一个大家庭,周恩来提出了十条家规,他不但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亲友长辈,以减轻地方政府和社会的负担,还主动担负起教育引导周家年轻一代的责任,在大家庭内部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家风。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家风,说的是“小家”,着眼的是“大家”。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均对领导干部的家风问题提出了要求,将家风建设提到制度高度。 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盛赞代表们的事迹“温暖了人心,诠释了文明,传播了正能量,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充满感情地“点赞”他们“都是好样的”! 2017年3月5日,习近平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询问上海奉贤区“奉贤”之含义,肯定家风、村风与民风建设。 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家风? 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他深刻地指出:“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 家风,影响着一个人的品质和行为。对居于领导岗位、握有权力的官员来说,败坏的家风,更往往成为牵引其自身及亲属走向牢狱的绳索。 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毫不留情地指出,不少领导干部“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 纵观已查处的大案要案,很多腐败分子的违纪违法行为中,往往有“家族腐败”因素。父子兵、夫妻档、兄弟帮屡见不鲜,甚至“全家总动员”,把公权力变成“私人订制”,最终一起走上不归路。 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数据,从2015年2月13日至12月31日,中央纪委共发布34份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其中有21人违纪涉及亲属、家属,比例高达62%。 家风坏,腐败现。“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习近平的这句话,直指要害。 “党员领导干部务必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正确行使权力,掌权为公、用权为民则群众喜、个人荣、事业兴;错误行使权力,甚至滥用权力,掌权为己、用权于私,则群众怨、声名败、事业损。”可惜可叹的是,很多领导干部为这段话,做了反面的注脚。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引用了这句话) 对领导干部来说,家风关系的不仅是一身之进退、一家之荣辱,更关系到党风、政风、国风。“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什么样的干部可以“兴邦”?其中有一位典型就是让习近平“思君夜夜”的焦裕禄。 2014年3月,习近平重访兰考时会见了焦裕禄的5个子女。二女儿焦守云对总书记说,“我们一定继承好父亲的精神,把家教家风一代代地保持传承下去”。总书记听后,一边点头一边说:“好家风,好家风。” 习近平曾对焦裕禄之子焦国庆说:“你看了一场‘白戏’,你父亲还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看白戏’的故事始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因此,习近平号召全体党员“要重点学习弘扬焦裕禄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和道德情操”。焦裕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是习近平要求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内容。 2016年1月的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叮嘱,家里那点事“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否则,“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而且要从严处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家风建设定下了“明规矩”的高标准、严要求(这也是我们今天安徽全省开展“讲政治、重规矩、做表率”活动主题内容)。 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对领导干部的家庭建设情况定期检查。 2016年起开始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八条明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禁止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家属亲友谋求特殊照顾,禁止领导干部家属亲友插手领导干部职权范围内的工作、插手人事安排”。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要“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违规经商办企业,不得违规任职、兼职取酬”。 习近平如此重视家风问题,是因为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而习近平总书记自己的习氏家风,是家、国关系的最好注脚。 作为高级干部子弟的习近平,小时候的习近平常和弟弟一起穿姐姐们剩下的衣服,甚至花布鞋! 在父亲习仲勋眼里,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要为一件事让路。 《习仲勋传》有这样的记述。一次,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对孩子们说:“家中的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勋听到后却严厉地说:“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总书记如此重视家风建设,可见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 四、我省在家风建设上取得一定成效,值得学习借鉴、发扬光大。 我们安徽省物华天宝,地灵人杰,人文资源及其丰富,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同样涌现出许多著名家族,留下许多珍贵的家规家训。中纪委网站2016年底推出“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专栏,到2017年上半年,半年间已重点推介我省合肥包拯、绩溪章氏、桐城张氏(张英张廷玉)、东至周氏(周馥周学熙)、黟县张氏(张一贴)、黟县西递胡氏等六个家族的家规家训及其优**风。 根据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2017年7月20日皖办发[2017]36号文件“关于印发《安徽省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其中《方案》重点任务第9点:“传统美德培育弘扬行动”要求:“挖掘和整理家训、家书文化,用优**风家教培育青少年。培育和扶持乡村文化骨干,推动有条件的的地方建设一批家风家训馆”。我们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组成“安徽省著名家族优**风传承与弘扬”课题组,作为2018年度重点调研课题,先后对上述中纪委推介的安徽六大著名家族、以及池州章氏(元四章)、贵池刘氏(刘瑞芬)、桐城方刘姚三大家族、宣城梅氏(梅文鼎)、绩溪胡氏(胡宗宪、胡适)、寿县孙氏(孙家鼐)、淮南田家庵廖家湾廖氏(红色家族)、合肥龚氏(龚鼎孳、龚氏三姐妹)、张氏(张树声、张家四姐妹)、岳氏(岳大郢岳飞后裔)、庐江刘秉璋家族、吴长庆家族、合肥市族谱展览馆(筹)等进行了调研。并由我执笔,形成调研报告。 通过实地考察、走访和召开座谈会。我们认为: (一)各地闻风而动,地方政府积极扶持,民间力量空前活跃,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狠抓家风建设、作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项重要举措,深得民心。 调研组所到之处,随处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和民间对于家风建设的重视和热情。池州市东至县是晚清洋务重臣周馥、民国实业家周学熙父子故乡,该县先由民间发起建立“周氏文化研究会”、开办网站,周氏家规家训被中纪委网站选中上网发布后,他们又在县委县政府支持下,借用县档案馆场地办起“周氏家风馆”,制作以“六世书香•百年家风”为主题的展览,参观者络绎不绝,省委、省纪委领导参观后,也予以高度评价。贵池区梅街,是晚清淮系大员、外交家刘瑞芬、藏书家刘世珩父子故里,当地街道依托刘氏宗祠(天一门)建起了刘氏家风馆,并在馆内举办中华传统文化传习所,不仅展示了刘氏十二款家规及其家风传承,还对当地国家级非遗“贵池傩”进行传习。贵池区山里街道元四章村,集全国文明乡村、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为一体,该村以章氏为主聚族而居,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和文化遗存保护,古村落保护完好,山清水秀,村中仍存有三座章氏宗祠(秩叙堂、敦睦堂、孝友堂),分别为省保和市保单位;《章氏家训》为全国十大家训之首,该村将宗祠翻修后,改为《村志》编委会办公场所和优**风传习所,聘请退休章姓老教师,定期讲解村史和《章氏家训》,并且还在村中留守妇女中开展“文明好媳妇”评比,获荣誉者在家门口挂牌,以为表率。 桐城市积极推进以礼让精神为代表的家风家训建设,从中纪委网站表彰推广的“六尺巷礼让为先,笃素堂廉俭传家”入手,成立市家风家训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六尺巷片区文化恢复建设,打造成“礼让、包容、和谐”教育基地;组织编写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家训》、《桐城六尺巷》等书籍,举办“家风传千秋”图文展,并对桐城派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文化世家的家风资源进行深度挖掘,结合该市作为省内两大“君子文化”试点县之一,开展“君子文化伴我行”等经典诵读、综艺表演形式,宣讲桐城文脉的优**风;同时积极做好名人故居遗址的保护工作。 宣城梅氏,是一个有着千年传承的文化世家。北宋以来,一代诗宗梅尧臣首开风气,宣城梅氏人文蔚起,名家辈出。据史籍记载,自宋至清,梅氏一门先后出进士29人(武进士3人);举人48人(武举人7人);贡士84人;荐辟(朝廷特恩诏用)10人;获各类科举功名者不下二千人;各级官吏160余人,载入正史、方志立传者27人。留有著述者162人,著述达483种。正如清初大学士张廷玉所誉评:“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宣之旧族首梅氏,匪特仕科名甲于遐迩,而文章经济理学名儒,自有宋以来,彬彬郁郁绵互辉映。”其中,尤以梅尧臣、梅鼎祚(明朝)、梅清、梅文鼎(清初)、梅光迪(近代)为文学、戏剧、绘画、天文数学、教育诸领域的杰出代表。 宣城市文化、纪检等部门,以宣城梅文鼎纪念馆和梅氏文化园为依托,并请梅氏文化研究会从《梅氏家训》里辑录了“宣城梅氏家族清正廉洁史料”作为党政部门廉政教育读本和家风宣讲资料。 寿县孙氏家族,以清末状元、帝师孙家鼐为杰出代表,他率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创办京师大学堂,其趋新意识,带动了整个家族向前走。在“家国命运,休戚与共”的感召下,一代代孙氏子孙,走上了救亡图强、实业兴国的人间正道:大清国首次出访西方的使节孙家榖、辛亥革命先驱安徽都督孙毓筠、孙氏家族实业领袖中国银行首任总裁孙多森、交通部次长孙多钰、中共地下党南京首任市委书记孙津川、红军将领孙一中、著名艺术家孙多慈、司徒钺……,从这一连串的名单中,可以看出一个百年家族紧跟时代潮流,追求进步的历史轨迹。目前,孙氏家族后人,联合学术界专家,正在积极编撰《安徽孙氏志》,旨在进一步发掘孙氏家族名人资源和传承优秀家风,此举得到淮南市和寿县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 淮南田家庵廖家湾,有一首传遍淮上的民谣:“廖家湾,廖家湾,大小军官一百三十三”。居住在廖家湾的廖氏家族,系明朝开国功臣楚国公廖永安之后裔。在清朝末年,廖家湾有9人加入同盟会;8人参加安庆马炮营起义;2人参与广州黄花岗起义;百人参加寿州起义;10多人成为淮上军将领或重要骨干。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从第一期起,廖氏家族先后入学者共37人,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有2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有9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1911—1951年40年间,廖氏先辈为国捐躯者达41人。一个村落,一个家族,在中国近代史上,涌现出这么多的仁人志士,在中国的农村部落里实属罕见。廖家湾的廖氏宗祠,在2012年经过修缮后,被安徽省民政部门命名为“廖家湾革命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这里参观拜谒的人络绎不绝。党史和地方史志部门的研究,一致认为:是良好的家训家风成就了“廖家湾现象”。 省会合肥西南郊,柏堰科技园区内,有一座村落岳大郢,现居住着一万多岳飞长子岳云后裔。南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十二月十八日,岳飞统率的岳家军曾经在庐州城外打过一场漂亮的驰援战——“庐州大捷”。元末明初,岳氏云系后裔岳华栖、岳华彩和岳华淇三兄弟,从江西瓦屑坝辗转迁移到此,善良宽厚的合肥人民,感念岳元帅当年解围之功,接纳了他们。今天,在岳氏后裔创建的精忠实业集团厂区内,建起了一座岳飞文化展览馆,整个厂区文化馆与办公楼浑然一体,包括“馆外”与“馆内”两大部分。馆外即是厂区,建有精忠亭、精忠桥、精忠门、精忠柏,并配有壁画、展板以及忠孝文化长廊。馆门前竖立一座“王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的石碑。馆内在庄重的岳飞元帅塑像前,复制了当年“庐州大捷”的沙盘模型,形象逼真;同时展出内容丰富的岳飞元帅及岳家军各种文献、事迹图片。被评为肥西县爱国主义教育、廉政教育基地。 此外,界首市“党员生活馆”、肥东县“包公故里文化园(在建)”、庐江吴武壮公祠(淮军名将吴长庆展览馆)、刘秉璋墓园(附展览馆)、合肥市建在包河区“合肥家风馆(在建)”等,均把中华优秀家风传承与弘扬作为重要主题。由此可见,党中央狠抓家风建设、作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项重要举措,深入人心,深得民心,成为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积极响应,相互配合、自觉作为的普遍行动。 (二)我省存有大量著名家族堪称经典的家规家训,是我们在新时代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优**风的珍贵遗产,值得深入发掘和精心梳理。 我省著名家族留存下来的家规家训,有着中华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哲理,也富含“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是一笔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认真挖掘梳理,在新时代正确导向下大力弘扬,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如东至周氏,周馥手订家训六条:“培心地、积阴功、祛隐恶、端家范、谨言语、慎举动”;家规十八条(略)。周氏家族由周馥开始,下沿五代,在时代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涌现出许多杰出人才,究其原因,家规家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当2018年5月11日,全省公共图书馆联盟“六世书香百年家风——安徽东至周氏家风文化展”巡展启动仪式在安徽省图书馆举行,一百多位周氏杰出人才的事迹,立刻吸引众多的参观者,引发强烈的社会效应。 裴氏家族,是我国久负盛名的一大世家,发祥于山西省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又称“河东裴氏”,自古为三晋望族,子孙枝蔓繁衍至全国各地。裴氏家族在历史上先后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正史立传与载列者600余人,名垂后世者不下千余人。“天下无二裴”,是对河东裴氏家族盛名符实的尊崇和褒誉。两千多年间,裴氏家族形成了以“重教守训、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律”为主要内容、历史悠久而传承至今仍生生不息的独特家族文化,其《家训》精华为中纪委网站重磅推介,实为当代家规家训之样板,后世炎黄子孙遵守效法之圭臬。 而新时期第一部家训——《裴氏家训》,则由安徽裴氏后人(现有十余万人)编成,黄山书社与2008年、2018年一版再版。通观裴氏《家训》、《家戒》诸条规诫,无非是要求家族子弟“敬奉祖先,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协和宗族,敦睦邻里,立身谨厚,居家勤俭,严教子孙,读书明德,淳厚戚朋,慎重言语,讲求公德。”通过“德、能、勤、绩、廉”之谆谆教化,反映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坚守和价值追求。 在皖南黟县西递村,胡氏家规家训刻在家家户户的楹联上,一副楹联一条家训,在浩如烟海的家规家训中显得十分别致和光彩夺目。如“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再如“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可以说是一幅楹联一堂家教课。在漫长的历史中,西递村走出了数以千计的能臣廉吏,仅明清两朝,被授予实职的官吏就有460余名,无一个贪官,究其原因,与西递胡氏始终遵循的家训密不可分。 合肥龚氏,从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经历晚清外交家龚照瑗、龚心湛、辛亥革命先驱龚镇洲、到新中国杰出女外交家龚氏三姐妹(龚普生、龚彭、徐畹球),号称“龚合肥”世家,为江淮望族,其家训归结为“稽古、敬宗、睦族”六个字。而合肥李氏家族,由李鸿章之父李文安手订家训则是“公直、勤俭、和睦”六个字。 再来看岳大郢岳飞后裔,他们常年记诵的岳氏家训48个字:“敬祖宗,孝父母;睦兄弟,和夫妇;教子弟,恤乡邻;慎交友,守法纪;倡勤俭,戒奢淫;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热爱家乡,精忠报国。” 最为脍炙人口的是千古名臣包拯的家训: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龙图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报国尽忠,临政无阿;杲杲清名,万古不磨。”这世代流传的诗句表达了在民间,人民对包拯的崇高赞誉。 再加上那些千古流传的优秀家书,像前面所举的桐城名相张英、革命先烈王步文、张璋等人的家书。构成了我们新时期家风建设的深厚基础。 (三)正确引导,积极指导,竖立典型,倡率风气。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利用好我省著名家族家规家训的珍贵资源,抓好中华优秀传统家风的传承与弘扬,很有必要,非常及时。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民间兴起的“修谱热”中,也有一些偏重宗族联谊、片面夸大宗族组织作用,在“修谱”、“建祠”过程中,残存有不健康的封建因素等负面影响。 因此,根据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皖办发[2017]36号文件精神:“推动有条件的的地方建设一批家风家训馆”。我们认为:在挖掘利用传统文化遗产时,需要正确引导、积极倡导,弘扬传统家规家训中积极向上的积极成分,消除抱残守缺、消极不作为的负面成分,做好地方家规家训的整理编撰和家风馆的建设。这方面,经过近两三年的运作,如前述东至周氏家风馆、界首市“党员生活馆”、桐城六尺巷、肥西岳大郢岳飞文化馆等都有了很大起色。 还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2020年1月20日发布的《二〇一九年全国姓名报告》,排名在全国第九名的吴氏,在安徽人口约280万,居全省人口第八位。(附表如下)在家风建设上也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附: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2020年1月20日发布的《二〇一九年全国姓名报告》,排名在前一百名的姓氏见下表: 按户籍人口数量排名,2020年的“百家姓”与2019年相比变化不大。“王”“李”“张”“刘”“陈”依旧名列前五,五大姓氏人口总数占全国户籍总人口的30.8%。(表1) 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泱泱中华,百家万姓,吴氏得姓始祖——吴泰伯,在中国姓氏文化史上,有着至为崇高而显耀的地位。泰伯三让,是为至德。吴泰伯“至德三让”的故事广为流传,孔子对泰伯三让王位的行为,给予了最高的评价,也深深地感召了后辈之贤者——司马迁,他在《史记》中把泰伯传记列为“世家第一”,在历史上排列在中国众帝王世家之前,家族荣耀,千古传颂! 泰伯、仲雍之后十数世,春秋时期,又有一位吴氏贤达——吴季札,同样因为谦让吴国王位而避世隐居。更让他青史留名的是“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的千古美谈,人间最重是情义,吴氏季札堪为楷模! 做事先做人。今天,《吴氏家训》已经登录中纪委网站,成为中华民族优**风的范本和载体:泰伯始祖,至德名扬;大吴吴氏,福泽绵长;家风淳厚,光大发扬。社会为先,国家至上;教子务严,健康成长;耕读传家,造就栋梁。恭亲敬老,勤俭温良;夫妇和睦,尊兄敬长;友爱兄弟,孝顺爹娘。上善若水,行止有方;热心公益,友邻相帮;注重道德,正正堂堂。自强不息,齐国兴邦;承我族德,光我郡望;同心协力,源远流长。而安徽吴氏,在“皖吴一家亲”的口号下,由安徽至德传统文化研究院牵头、组织编纂的《安徽吴氏统谱》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其中有关安徽吴氏各支派的家规家训,无疑是新时期家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一份值得传承弘扬的宝贵遗产。 应安徽至德传统文化研究院吴瑞贤执行院长热情相邀,不揣浅陋,写下上述体会,与各位分享。总之,在新时期,大力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家风,是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早日实现中国梦,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切而必要的举措。让我们一起努力。
作者系安徽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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