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两湖布衣 于 2021-9-19 10:13 编辑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怀念母亲
2020年5月17日，86岁的母亲带着一身的病痛走了，永远地走了！ 当我们将母亲送上山，送到父亲身边入土为安后。原先那种时刻为想着母亲的病痛而紧张、担忧、害怕的情绪，虽历几个月时光的消磨，依然挥之不去。我也曾多次劝告自己，往后不用再去为母亲的身体和起居忧愁焦虑了，不用再担惊受怕了，但想忘却，却总难忘却。 母亲身患心脏病（房颤）、高血压、糖尿病、脑梗等多种慢性、顽固性疾病已有二十多年的病史，每个月我们都要到白湖医院为母亲开一次药，每次都是一大包。有的药一时短缺，我们还要外出到县城大药房购买。一年365天，一日三餐，每一次饭后，母亲都要吃七、八种药，放在手心里就是一大把。由于长期的吃药，和大剂量的服药，特别是含毒性较大的如“地高辛”等药物。我们知道：是药都有毒，是药皆苦。这些药，已严重地损伤了母亲的肌体和内脏。尤其是对人味觉的损伤和破坏，导致母亲后十来年吃什么都感觉无味，看到我们端上来的饭菜就皱眉头，没有一丝食欲。 再到后期，随着母亲的年事增高，记忆力也在减退，母亲好忘事，也常常忘记吃药。靠药物维持生命的母亲，也常常给我们带来不小的惊吓，每每因忘记吃药而引起病情波动，迫使我们多次将她紧急送往医院。后期，虽然由我们兄妹三人轮流当值看护母亲，照料母亲的日常生活起居。但无论当值或不当值，每天一觉醒来，首先想到的便是母亲：母亲今天是否起床了？是否吃饭了？饭后是否吃药了？是否能下床走两步？天好了是否能坐在院子门口晒晒太阳？每天上班时，我总要扭头回望一下母亲的院子门（母亲和我住同一小区一楼，仅隔一条马路），如若哪天看到母亲的院子门没开，心中就会咯噔一沉，母亲是否病重了？等等，等等，这些脑海里固化了十多年的担忧，神精质似的害怕，迫使我会经常身不由己地走到母亲住的院门前，侧耳听听院里和屋内的动静，这已是我生活、生命中的头等大事。 现在母亲走了，虽然免去了我们身体上的劳累，但心理上仍然没有丝毫的减轻，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突然想起，噢！我该回去看看母亲了，想着便会拔腿往家赶去。有时一觉惊醒，浑身大汗，呀！赶紧送母亲去医院！稍微清醒后方知是一场噩梦，随后便是等待天明的慢长失眠。看着天花板，听着窗外的虫呜或雨声，我常想，想着母亲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母亲出生于旧中国，成长于安徽省巢湖北岸的一个封闭落后的山村，祖祖辈辈避居山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母亲上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可惜三个姐姐早早地夭折了。虽然外公特别痛爱这个迟来的小女儿，并由其性子地把她养大。但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说教，在旧时的农村，在外公、外婆的脑海里，依然是根深蒂固的。他们累死累活地土里刨食，把大儿子培养到大学毕业，却让他们的小女儿拿着一节竹棍，跟在猪后或牛后，满山遍野地放牧。 母亲生性要强，从小就跟着村里的小伙伴们结伴帮助家里干活，她打过猪草，赶过猪，放过牛，上山搂过松毛，到收后的田地里拾过别人丢弃的山芋纽子，小小年纪，却做着与身形极不对称的家务。稍长后，便跟着外公、外婆和哥哥下田干农活，所以犁田耙地，插秧割稻，挑稻谷，点油菜，摘棉花，纺棉线，织土布，样样不让须眉。 母亲手巧，学什么会什么。当她野跑到七、八岁时，外婆又逼着女儿拿起了针线。因为在当时的农村，女孩子如果没有一手像样的女红手艺，不仅不好找婆家，出嫁时，婆家人脸上也显得无光。所以烛光里，月光下，母亲放下白天的犁耙，又拿起了夜晚专属于女性的针线，纳起了鞋底，摇起了纺车。在外婆的严格要求下，母亲的一手针线活不仅在娘家那个大村落里，妇乳知晓，有口皆碑。就是后来在婆家这个山村，也是姑娘、小媳妇们每每提起时，人人都竖大拇指的。听外婆讲，当年有不少姑娘出嫁前，还曾悄悄地央求母亲为其做两双撑面子的陪嫁布鞋呢。 记得三十五年前，当我的孩子出生后，直到上小学毕业，衣、帽、鞋，尤其是鞋，基本上都是母亲利用晚上，在灯下一针一线用手工做出来的。当小家伙穿着奶奶做的，不分男女的纯棉小花袄，踏着耐磨吸汗又透气的千层底布鞋，走在上学的路上时，曾引来许多同学家长的注目，纷纷打探在哪里可以买到？每每此时，我很骄傲地说：买不到。是奶奶纯手工“定制”的！ 一九五三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新，社会治安状况也不稳定。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三个为了”方针，地处安徽省无为、庐江、巢湖三县交界的白湖，被开垦为关押改造罪犯的劳改农场，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来到当时的“安徽省地方国营白湖农场”（实质是关押改造罪犯的监狱），担负起了教育改造罪犯的新任务。一九五五年，母亲受媒妁之言，听父母之命来到白湖，同父亲开始婚后的新生活。他们没有经历现代青年人的花前月下，更没有现代青年人所要求的有房有车。新衣是母亲亲手纺织的家乡土布，新鞋是母亲亲手自做。外婆陪了两床棉被，两个木箱，两只木盆，剩余的就全靠父母白手起家了。 22岁前，母亲没有离开过家乡那片她所熟悉的土地和熟悉的乡亲。22岁前，她也从来没有见过她生命中的另一半到底长的什么模样，是干什么的。舅舅挑着极简的行李，把母亲送到白湖农场下属的一个叫五大队的地方，母亲便成了白湖农场的一名干部“家属”。就这样，新的生活，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加上母亲那双闲不住的手，强迫母亲由不适应到适应。住茅草屋，大风吹走了屋顶的草，端个木凳子，自己爬上去压几根粗柳枝；渴了，喝稻田边毛沟里的水，水浑浊了就打点矾；用三块石头摆成品字形，上面支上铁锅，一捆半湿的枯树枝，一盒火柴，一把点火即燃的野茅草，泥巴墙的茅草屋前便升起了袅袅炊烟。有了烟火，便有了人气，便有了家的味道。 不识字的母亲，谨守的是“嫁鸡随鸡”古训。她知道她嫁给的这个男人，既是她的生命中的伴侣，也是她终身的依靠。尽管她不知道父亲每天忙些什么，为什么总是十天半个月也不回来一次，有时回来换件干净衣服就又走了。但她看到，这个大队的其他姐妹们的男人也都是这样地生活着，这些男人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如同家乡的汉子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所以，虽然母亲感到闲闷的慌，但她也从来不问父亲的事，不拖父亲的后腿，她和她的那些姐妹们知道，她们的男人都在做“大事”。 母亲生前，每每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她参加了白湖农场早期组建的“三八”队劳动，讲到了沈妈妈（沈健，老红军。当时白湖农场的主要领导之一）经常到她们“三八”队去看望她们（其实是检查工作），每次去，如果没有看到母亲，总会问“小张到哪里去了？”（母亲姓张）看到母亲后，总要将母亲拉过来，或者揽入怀中，说些既是安慰，也是鼓励的话，亲如长辈在疼爱自己的儿女。 后来，我才知道。农场初成立时，条件极其艰苦，计划经济下的副食品配给制是有限的，缺钱少物，生活极度困难。而且当年来白湖的干部所带的家属，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工作的，子女又多，且还有不少干部家的父母也从农村老家随儿孙一起来到农场生活，我的祖母就曾跟随我们家在白湖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仅靠父亲每月30元多点的工资，难以维继。面对干部家庭生活上的困境，怎么办？1956年12月白湖农场组建了白湖“被服厂”，中队建制，独立核算。老红军出身的场领导夏长庚、沈健等，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农场干部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劳动，既把这些闲散的劳动力聚拢起来，为农场的建设出力，同时，也能让每个家庭增加一点点收入，解决一点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可能都是女同志吧，母亲她们亲切地称之为“三八”队。母亲说，“三八”队的原队址就在今天的阀门厂那里（后改建为安徽省白湖修配厂，白湖阀门厂，现在是“安徽省庐江监狱”），白湖建场初期那里是一片荒芜的芦苇荡。组建“三八”队后，劳动任务主要是给犯人绗棉衣，也就是在棉衣还没有成衣前的片状衣片上用针线打趟子，将内外布面和中间的棉花用针线固定下来，不致于衣服穿上身后，里面的棉花会向下滑坠，难看且起不到保暖作用。 但绗棉衣也是很有讲究的活儿，每片要绗多少趟，前后襟不一样，衣袖和腿片也不一样。绗多了不行，那将耗时费线。绗少了也不行，固定不了中层的棉花。每趟的针眼有多大，也有讲究，针眼大了不行，外观难看，也极易被外物刮断。针眼小了也不行，起不到固定的作用。这些都有较严的规定，否则就要返工。 做针线活是母亲的强项，师傅只要讲一遍，甚至不要示范，母亲起手就来，且绝不走样。所以每天的任务，母亲是第一个早早完成，也是质量最好的。后来，母亲不仅成了一名优秀的手工劳动者，份外又兼职，做了产品验收员，这是当年“三八”队领导对她的信任。正是由于母亲的劳动表现和产品合格的质量，加上“三八”队领导的汇报，引起了场领导沈健（母亲她们喊沈妈妈）的注意。母亲说：沈妈妈没有架子，待人亲热！ 小小“三八”队，时间虽不长，但他缓解了当年白湖干部们家庭的不小困难，也让母亲津津乐道了一辈子。 后来，随着干部队伍的不断扩大，家属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多，各农业大队成立后，家属们也随各自的丈夫们不断地调动，搬家，分开。再后来，各大队相继成立了“五七”连，也是群众性的组织。母亲在“五七”连里，编过芦席，打过草席，抬过石头（烧石灰），打过草绳……。再后来随父亲工作的调动，来到总场，在场部“五七”连里，夏天做冰棒，冬天做糕点甜食，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母亲和她的那批白湖“三八”队的老姐妹们，接到一张类似奖状的证明书后，被劝退回家了，主要是年龄关系。“五七”连随后被宣布为小集体建制单位，但母亲和她的那批老姐妹们，已不属于该单位编制人员。没有了单位，没有了劳动，也就意味着没有了收入，没有了退休金。母亲仍然是一名白湖农场干部“家属”。看着自己洒满汗水，一路走来，一路不断壮大的，从“三八”队（被服厂）到“五七”连的厂区、厂房，和现在在里面已拿工资或退休后可领退休工资的员工们，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 白湖原是一个千年荒湖，是1953年靠人工开挖，围堤筑坝，排水整田后，形成了到目前为止的，由东西两个大圩子组成的，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劳改农场，也是安徽省最大的监狱。母亲自从嫁给父亲后来到白湖，我们家一直住在西大圩，到母亲去世时，为保周边人民群众利益，白湖共经历了六次破堤蓄洪，且1964年和1969年的前两次大水，破堤蓄洪的都是西大圩。尤其是1969年的那场大水，我已经记事了，记得那几天雨下得特别大，如江河从天倒灌而下，持续不断的暴雨让人无法出门，无法睁眼，也无法看清窗外的任何物体。 7月14日破圩那天，母亲已将家里的东西提前打包收拾好，随身带了一个小包裹，将我们四个小孩揽在怀前，随时听着大队部喇叭的通知。父亲依然在押犯中队回不了家，家里事，母亲也从来没指望过父亲。等到下晚接到大队喇叭通知，大队所有人员要全部撤离到串河大堤上的命令时，天已经就快要黑了，母亲领着我们，冒着雨，趟着水，深一脚浅一脚地随人流往大堤上蠕动，好不容易上了大堤，天已全黑，大堤外的河边，已有好几条大木船在风雨中静静地等候在岸边。母亲将我们四个小姊妹从湿滑的跳板上牵入其中一条大船后，便把随身带的小包塞给姐姐，并叮嘱姐姐照看好弟妹后，母亲转身又下了船，消失在茫茫的雨幕中。那天晚上，风声、雨声、雷声、人员上下船的嘈杂声，还有不时滑到后小孩子们的哭喊声，持续了很久，很久。当所有的小孩都在母亲们的庇护下躲入船舱下的雨布下面时，我们小姊妹四人还站在船头，冲着雨幕哭喊着“妈妈…妈妈…” 我们不知道，母亲将我们送上船后，她又“违反”总场的“通知”和大队的“命令”，再次冒险，冒雨趟着逐渐上升的洪水，摸黑几里路，回到了西大圩湖心中的五大队，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将事先用绳子串连在一起的几件家具和包裹，借着上涨洪水的浮力，一步一滑，一滑一跌，艰难地拖到了大堤边，并拽上了堤岸。 事后，当有阿姨问：小张，你真够大胆的！你是怎么看得见路的哟？你就不怕掉水里吗？母亲淡然地说：趁着洪水还没有全部上来，只要顺着模模糊糊的两排柳树中间往前趟，就是走在机耕路上，不会出事的。树的外边才是大水沟，平时水就很深，我知道，那里才是最危险的。事后想想母亲都很后怕。 母亲之所以要冒险回去，那是因为她经历过艰苦的岁月，她懂得和理解生活、生存的艰难和不易，破家值万贯，她舍不得那几件随她生活了多年的家什，丢了找不来，丢了就折手。也只有苦过的人，才懂得珍惜、珍爱生活中的一切！ 由于从小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性，母亲的一生，从来不舍得休息，也不知道什么是休息。从我记事起，就没见母亲闲过，即使阴雨天在家里，也是丢下扫帚，便又拿起了针线。从“五七”连回来后，她闲不住，此时眼早已经老花，不能再做针线活了。但她看到农场的边角荒地较多，于是，她今天在这儿挖一块，明天在那里挖一块，种上时令蔬菜，种上芝麻、黄豆和绿豆。尽管她的子女们都已经成家立业，都有了自己的工作，也都有了各自的收入，父亲的工资也足以保证维系他们老两口晚年的生活，再也无需她在外劳动创收来贴补家用，何况，母亲年事已高，身体又患有多种疾病。我们姊妹们也坚决反对母亲再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甚致为阻止她外出劳累而对她“发火”。 但要真正让母亲闲在家里，我发现母亲除了无所事事外，就是“生病”，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不舒服，有时会躺在床上发出呻吟，闹得我们也心神不安。 一次，我向一位医生咨询母亲病情时，叹息道：老太太（我已添孙子）就是不听话，天天要下地、种地，劝都劝不了，真拿她没办法！而那位医生却说：像你母亲现在的身体现状，适当的劳作，对她目前的身体和病症不无裨益。 结果还真被这位医生言中了，我发现只要母亲今天出去劳累一天，晚上回来，心情好，吃的香，睡的沉。尤其是当母亲将自己劳动的成果拿到院前晾晒时，看着满竹筛子的黄豆，芝麻，绿豆，笑容藏不住地露在脸上。 后来，糖尿病、脑梗和心脏病已使母亲无法正常行走了，但她拄着拐棍，一步一挪，仍然在院门前用大大小小的盆盆罐罐，种上辣椒、茄子等。临去世的前一个月，还向别人要了一把小香葱苗，种在门前一个被废弃的水磨石洗手池子里。如今小香葱绿油油的，长势喜人。但已是人去物留，睹物思人，徒生我们的悲伤。 母亲的一生，是劳作的一生，她从无“休息”这个概念。 母亲自从来到白湖以后，一生除了早年可数的几次回娘家看望外婆外，几乎没有离开白湖半步，生命中的四分之三都是在白湖度过的，她已将白湖视作为自己真正的“家”。 爱家庭。为了这个并不富裕的家，母亲勤劳了一生，节俭了一生，并坚守了一辈子。从最初的“三八”队，到后来的“五七”连，母亲每时每刻都在为她这个“家”的兴旺添砖加瓦。母亲一生节俭，仅就衣着而言，我们就经历过：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老三，拼拼凑凑是老四的穿戴岁月。困难时，母亲虽然没钱给你们添置新衣服，但母亲通过巧改，巧拼，巧缝补，就是带着补丁的衣服，母亲也总是把我们打扮的穿着合体，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体体面面，毫无邋塌现象，母亲不想让别人瞧不起她的儿女，瞧不起她辛苦编织的这个“家”。 爱子女。母亲一生共生育了6个儿女，除了头胎的一对双包胎未出世就夭折外，当她的大女儿出世不久，因肠梗阻住院，被当年白湖医疗简陋，设备落后的医院确诊为“死亡”，并被送入太平房后，母亲不死心，她抱着姐姐在阴森的太平房整整坐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发现姐姐瘦弱的嘴唇微微的一动，她像发了疯一样，抱起姐姐又跑回到医生面前，这才终于救回了姐姐。 当我和妹妹出世后，一次三人同时出“麻疹”，高烧不退，因怕传染，无人敢接近，父亲又工作在押犯中队，根本回不了家。母亲便端来两大盆凉水放在床边，三条毛巾轮流不时地给我们敷头，采取物理降温。那一个多月不眠的日日夜夜，她衣不解扣，身不离床，以冷饭凉水充饥，时刻不离地陪伴着我们，守护着我们。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即使到现在都不敢想象！ 为了增强我们儿时长身体而营养不足，在买不到肉，也买不起肉的早年白湖，记得有好一阵子，母亲每次从河塘边洗衣服回来，总能带回一些河蚌。那时，白湖的灌溉水渠里和池塘边，有很多那种能接种珍珠的大河蚌，大大的，黑黑的，扁扁的，厚厚的，母亲将它们捞回来，剖开清洗干净后，配以姜蒜辣椒等爆火炒出来，那个香味和诱惑力，馋得我直流口水，我曾在一篇专门的文章中讲述过。所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母亲烫过马齿苋，蒸过槐花，捋过榆钱，到沟渠边摸过螺蛳……，总之，在我们长身体的阶段，很得益于母亲的这种爱和呵护。 爱生活。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是积极和乐观的，生活困苦时，她没有消沉和报怨过，总是想方设法去改善它，积极乐观去应对它。生活改善后，她没有丝毫的奢侈和浪费，仍然坚持勤劳和节俭，掉在桌子上的饭粒，她会趁我们不注意时悄悄捡起来放到嘴里；孙儿们吃剩下的饭菜，她会把它们合并合并，留作自己的晚饭。看到儿孙们工作进步，事业有成；看到重孙辈们个个活泼可爱，她忘记了浑身的病痛，信心满满地还要看着重重子们上学，并要为他们付学费。没有对家人的热爱，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是做不到的。 母亲以白湖干部“家属”之身，来到白湖，并在白湖养儿育女，生活了一辈子。她支持了白湖第一代，养育了白湖第二代，见到了白湖的第三代、第四代，最终又以白湖干部“家属”之身，回归黄土，结束一生。虽然终其一生都在白湖，但“白湖农场”或“白湖监狱管理分局”的民警职工花名册上没有她的名字。她也从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椅，没有领过一分钱的“工资”。父亲去世后，她领取的是遗属生活费。辛劳一生，没有得过一张奖状，没有得过一个荣誉证书，甚至去世后也没有一张讣告。 但母亲陪伴了父亲一生，支持了父亲一生，支撑这个“家”一生。所以，母亲的一生，在我的心目中，她和她的那帮姐妹们，所做出的贡献，是任何奖状和荣誉证书都无法褒扬的。如果没有她和她们，白湖的开拓者们在奉献中，是无法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白湖精神”也不可能有如此深厚的内涵。父辈们所取得的成绩里，是她们在背后的默默支持；父辈们所获得的证书或奖章，哪一本，哪一枚，不浸透着她们代夫行孝、为夫持家、替夫育子的汗水！ 母亲，终其一生都是“家属”，但劳苦功高，对家庭，对子女，对白湖，奉献无量，贡献无价！ 母亲后期病重，行无力，食无味，卧难眠。为了增加她的食欲，以及增加她的营养。我们兄妹想方设法，变着花样给她或买或做她喜欢吃的，她喜欢吃那种油炸糯米糍粑，于是每天早上，我脸不洗，牙不刷，第一时间赶到小区门外的早点铺，买两个热乎乎的油炸糍粑，送到母亲的床前。因为买的久了，早点铺的老板远远看到我来，就已将两块热呼呼的糍粑包好递给我。 糖尿病人抗不住饥饿，但又不能过多吃米饭和面食。后期，母亲因病消化系统紊乱，很多食品又不能吃，吃不好就会腹泻，于是只能试着找替代品。冬季，我就去买藕，买那种小土藕，洗净后放一点小苏打用水烀出来，这种食品，冷热皆宜，当母亲感到“饥饿”时，就吃一小节，缓解一下饥饿感。因为买藕，我还和那位卖藕的农民大叔混熟了，常常是过完秤后他又会给我加上两小节。夏季，我就去买黄瓜，超市、路边摊都有，洗净去皮，半上下午时各吃一根，既解渴，也缓饥，又补充了维生素。我知道这不是最终良策，但也是实在没法的“法”。有两年，母亲很高兴地对我说：黄瓜解决了我一个夏天，藕解决了我一个冬天。 母亲走后，这三样食品我最怕看见，却又常常面对，只要路过街边的早点铺子，就会看到那炸的黄灿灿的糍粑。只要去菜市场，就免不了有黄瓜和藕。即使你再忙，再不想去想那些已过往的事，但看到这些食物，我就会立马想起母亲，想起母亲病重时我陪伴她的那些最后岁月。 我多么想再在这条路上永远地跑下去，再为母亲买回她爱吃的糍粑，买回黄瓜，买回藕，再多多陪陪母亲，但余生是没有机会了！此时此刻，也是我最能感悟“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的真切透骨的含义。 母亲走后，每每睹物思人，伤怀难抑时，“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这些诗句便会一次次地撞击我的心房。母亲，您在哪里？！ 想见母亲，只有在梦中了！ 愿天堂里的母亲，不再有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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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