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息 笔耕不止—著名作家曹玉模先生生平简介

苗正彬

生命不息  笔耕不止
                       —著名作家曹玉模先生生平简介
                       苗正斌
2003年我在来安县档案馆工作，为收集来安籍名人档案资料，建立名人全宗，我去合肥曹先生家求取资料。当时曹先生已故，其爱人因身体不适未能及时整理。其后曹先生之子曹采峰寄来一些资料。2006年曹先生爱人俞永蕙女士又捐赠了曹先生部分手稿、出版的书籍、聘书、荣誉证书、获奖证书以及一些生活照片等资料，建立了曹玉模个人全宗。之后我因离开档案馆一段时间，未能对收集到曹先生资料进行进一步整理。近日闲暇，重读曹先生档案资料，深深被曹先生一生命运坎坷以及他为了心中梦想孜孜追求的精神所感动，尊重之情油然而生。于是欣然写下了这段文字，以飨读者。
                        
   1929年的秋天，在安徽省来安县水口乡叶家湾一个农民家里，一个四十一岁的母亲迎来了自己第十个孩子。之前九个孩子虽然夭折了三个，还有六个，对这第十个孩子的降临，没当回事。临产了还到地里砍黄豆，砍着、砍着，觉得肚子痛，连忙回家，进门就分娩了，也没把具体生日记住，所以曹先生一直无法庆贺自己的生日。
一、辗转求学
   据说曹先生祖上是太平天国将领，在来安县水口落根繁衍。至曹先生爷爷一代曹家更是鼎盛，当地传说他爷爷“插草为标”。就是说，他爷爷只要插根草在哪儿，哪儿就是他家地。曹先生父亲也是当地有名的乡绅，有土地百十亩。良好的家境使曹先生从小就有了学习的条件。曹玉模六岁进私塾，跟着先生读《四书》、《古文观止》，受过8年古文熏陶。1943年下半年到全椒县程家市全椒中学读初一。1944年上学期转到来安皖九.五联中（皖第九行政区五县联中）读初二。1944年冬，九.五联中因经费不足停办。来安县在它旧址上办了来安县立中学。1945年夏，曹玉模在来安县中毕业。1945年下半年到江苏浦镇江苏第六临时师范就读。1946年上半年，因第六临时师范停办，转学到浦镇江浦高中。1946年下半年到当涂采石刚直中学（现马鞍山一中），1948年夏从刚直中学高中部毕业。毕业后在乡村小学当了几个月教师。
二、地下室寻梦
   1949年4月，南京解放。5月，曹玉模凭借良好的文字功底考进了新华社和新华日报在南京联合举办的新闻干部培训班。8月底结业后，随着战争形势迅猛发展，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在南京建立“西南服务团”要求新闻训练班抽出大部分学员编进“西南服务团”新闻大队，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滇、黔、川三省，去接管那里的新闻媒介。因曹玉模是安徽人，安徽也属新区，便被派往芜湖，分到芜湖皖南日报当资料员。皖南日报社社址是国民党时的一家报馆。地下室里堆积了许多报纸、图书。他的工作就是在资料室里整理这些图书、报纸。开始，他对这项工作很不乐意，因为从新训班分来的几个同事，有的当记者，有的当编辑，而他却是一个整天埋在故纸堆里的资料员。但是资料室里大量的图书却让他受益匪浅。在地下室昏暗的灯光下，他读了鲁迅的《祝福》、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等等。这对于一个当时从几经战火、贫穷落后的农村出来的高中生来说，真是大开了眼界。在他眼前呈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令人神往。于是他暗暗下了决心，要当一个作家，拿起笔写写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世界。就这样，在这个地下室里，他开始迈出走文学道路的步伐，寻找自己心中的梦！
三、初涉文坛
   1950年土改开始。为了到火热的生活中锻炼自己，他报名到以训练土改队员为主的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这里他一边学习，一边试着写写小小说、唱词等。没有了报社资料室里哪些文艺著作。他就去新华书店。没有钱买，他就坐在新华书店水泥地上看。周而复的《暴风骤雨》就是在水泥地上，啃着烧饼看完的。同年10月，学习结束回到皖南，被分配到皖南文联（筹）。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活。
   1951年冬，皖南、北文联（筹）合并为安徽文联（筹），他从芜湖到合肥，在“安徽文艺”做编辑。1954年12月，安徽省文联正式成立，他从编辑部调到创研部。
   解放初，安徽文艺事业刚刚起步。文联领导十分重视这批刚刚参加文艺队伍的年轻人，要求他们既当编辑也搞创作，鼓励他们多学理论，多学中外名著，安排他们轮流下厂下乡，到基层挂职，确实与基础干部、群众摸爬滚打在一起，真正深入生活，从实践中汲取营养。机关每年都要召开两三次作品讨论会，组织机关的、业余的作者相互切磋。1952年“中国青年报”为培养年轻人，办了一个小型年轻作者培训班，参加培训的仅曹玉模和刘绍棠等四人。三个月时间，培训班请了周立波、康濯、马烽、严文井、刘白羽等著名作家为他们授课。所有这一切都为他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中，他刻苦的学习着、实践着。面对一次次退稿，他向老作家请教，坚持每天写一点，培养自己的创作毅力。当编辑时间紧，搞创作只能用业余时间。他不跳舞、不下棋、不打麻将，把所有业余时间用来“爬格子”或与人交谈，了解生活，增进友谊。这种习惯他保持了一辈子。为了有完整的时间思考，创作，他几乎是每天早晨三点就起床写；为了不影响妻、子睡眠，就在灯罩上蒙块黑布，让光线只射到桌子上；夏天，天气热，蚊虫多，在那家用电器仅有一盏电灯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一手拿着芭蕉扇，一手拿着笔写，热很了，打桶凉水放在桌下，把脚放进去降温；冬天身边放个煤炉坚持写。1954年大雪，他深入灾区体验生活，在半尺多深的雪地里留下他艰难奋进的脚印，也迎来了他第一批创作成果。
四、跻身作家行列
   1953年，上海“文艺月报”发表他表现解放初期中国农村男女青年的恋爱故事，反映农业合作社中农村青年热爱集体、热爱生活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短篇小说《两朵红花》，获全国青年创作奖，被“中青社”编入全国青年优秀短篇集。
   1954年，北京“剧本”发表他的剧本《收割的时候》。这个剧本参加全国汇演后，有几个省的文艺刊物予以转载。这也是解放后安徽省在全国性上发表的第一个剧本。同年，上海“文艺月报”发表他的短篇小说《红旗插上三号拱》，反映佛子岭水库建筑工地沸腾的生活场面，后被编为连环画。
   1955年，“解放军文艺”发表他的《洋灰石的复活》，描写的是复员军人在水利工地艰苦奋斗，搞发明创造的故事，被列为连队阅读要目之一。
   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七月的长江》。这也是解放后安徽省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同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他的小说《拖拉机开来了》。
1957年，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他的中篇儿童小说《青草湖边》。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芦鸭飞来》。这是曹玉模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大多数是1956年一年中完成的，主要描写在农村中勤勤恳恳终年劳动着的人的平凡工作和生活。收录了《妯娌》、《水阳江的渔季》、《芦鸭飞来》、《新来的邻居》、《扩社之前》、《进城》、《梨子熟的时候》、《晚来的客人》、《最高兴的时候》、《路过“红五月”》等10篇短篇小说。
这个时期他的作品主要反映农村的新人新事。清丽明朗，质朴单纯。作家出版社在出版他的《七月的长江》前言中说：“这些作品还比较年轻，但他们有一种清新的气息和健康的思想感情。作为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新兵，作者对新事物是有热情的。”
1956年3月，他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4月，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地区上海分会，在安徽吸收他和陈登科等十人入会。至此，他跻身于作家行列。
五、“右派”生活
   1957年，他离开创研部，当了专业作家。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为数达55万人。他们被下放进行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9月初，当曹玉模同志满怀热情深入农村，在家乡来安县一个高级农业社挂职副主任，兼乡团委副书记，如饥似渴汲取生活源泉时，机关几封电报把他召回来参加大鸣大放。党支部负责人对他说，你是机关团支部副书记，刚从农村回来，了解下面情况，你要在大会上发言，帮助党整风。他在大会上谈了农村见闻和存在问题，他说有户农民因为缺钱买粮，把一窝小鸡连同老母鸡统统卖掉了；有的社员对党的政策不了解，怕合作化后家里的东西都要归公，就把房前屋后的树砍光了。会后不到半个月，省报在《这是什么声音》的通栏标题下，报导省文联一些人的鸣放言论，上纲上线，说曹玉模丑化农村，污蔑党在农村实行三光政策，鸡杀光，树砍光，树皮剥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急先锋。于是他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团籍，开除留用，降薪五级，遣送到农场监督劳动。
1958年5月，他来到宣城陆秀庵农场。这是一个坐落在宣城、泾县和宁国三县交界的山区腹地的畜牧农场。+在这里被派去饲养六十头秦川牛。牛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饲养的好坏，繁殖力高低，关系到他是否愿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哪敢有丝毫懈怠。白天，他跟在牛群后面，攀坡，越洞，穿林，涉水；傍晚，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还得挑水喂牛，烧艾熏蚊；夜晚还要轮流值守，防止有人偷牛。面对这不知期限的劳教，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创作，他十分苦闷。他不明白：为什么鼓励他帮党整风，而自己说了几句亲眼见到的事实情况，却犯了错误？为什么自己一个普通的高中生，是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为一个作家，并正满怀热情要继续在党的关怀下攀登更高的高峰，怎么一下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为什么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加在他这个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头上？他困惑、悲愤、失望，甚至萌发了自杀的念头，他想走上公路，迎着急驶而来的汽车撞上去，了此一生。在这极度痛苦的时候，是机关同去劳改的右派耐心的劝解挽救了他。
从彷徨中出来后，一直把创作视为第二生命的他，在艰苦的劳动间隙又拿起了笔。1959年5月，他重又开始记文学笔记。他写道：“当我每天从齐腰深的茅草中，赶着牛群回来，浑身被秋天山区浓厚的露水打湿，鞋子被蒺藜刺和树桩戳通，回来的第一件事，还是记我的生活笔记。”他不知这个文学笔记对他还有什么作用，但还是坚持了。真名不能用，他就用化名向外投稿。1960年在《中国妇女》上发表的小小说《鞋》，1962年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散文《四月》，1963年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出嫁》等都是用化名发表的。
这时，目睹经过“大跃进”、“大办钢铁”而日益贫困的人民生活，切实感受到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造成的危害，见识了在这场大灾难中形形**的人们的嘴脸，他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
1962年5月，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前几年工作经验和教训之后，他和一批右派结束劳改生活，回到省文联。1963年十月，审查结束，宣布摘掉他右派分子帽子。摘帽后，他在“安徽文学”编辑部当了很短一个时期临时工，帮助看看稿子。1964年调到马鞍山文联。
马鞍山的干部、工人，特别是文艺爱好者对他都很好，不歧视，不冷落他。这给了他多年的苦难生涯以很大的安慰和精神上支持。他住到马钢工人师傅家里，戴上安全帽跟班劳动，又像五十年代那样深入生活了。钢厂沸腾的生活，实实在在感动了他，引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不久，他写出了短篇小说《炼钢的助手》发表在“安徽文学”一九六四年六月号上。这是他摘帽后来到马鞍山写的第一篇小说。接着又写了《矿山的路》、《手巾》等一系列反映钢铁工人生活的作品。和张弦合作的歌剧《架线》参加了1964年冬全省戏曲汇演，获了奖。和肖马合作的《一滴水的故事》发表在1966年3月“人民文学”上。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中，曹玉模的姓名被打上红XX，从马钢缉拿回来，接受批斗。他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钢板牌牌，游街示众，街斗请罪。到后来，他这个老右派就和新“揭”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一道关进了“牛棚”。命运再一次和他开了个玩笑！
1967年，他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他伤痕累累，心力交瘁，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舔一舔伤痕，修复一下破碎的心。其时，适值动员干部下放，名曰到农村安家落户，实际是下去劳动改造。尽管如此，农村毕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那里有纯朴的大自然，有善良的人民群众，到他们中间，或许能避开城市的轰鸣，得到一点宁静。于是，他带领妻子儿女，一家五口，来到全椒县一个偏僻的乡村。
农村也不平静。“一打三反”、“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以粮为纲”其他什么经济作物都不能搞，农民因地制宜种点西瓜、生姜，已经开花了，也要拔掉种粮食。可是，农民并没有因此而富裕，既没有钱，也没有足够的粮食。有的农民正月里就要外出买山芋干当主食了。他又一次感受到左倾路线给农村带来的灾难。
1971年，滁县地区建设驷马山引江工程，就是劈开驷马山，引长江水灌溉皖东几个县的农田。他作为下放干部，跟随公社民工上了工地，当了民兵营副营长。为鼓舞民工干劲，各营工地都办起了大批判专栏。他负责本营的专栏。他搜集民工中的好人好事，用生动活泼的散文予以表扬，遇有不良现象，他则用小品文、顺口溜予以讽刺。专栏受到民工欢迎，也引起“皖东日报”来工地采访的两位记者的注意。他们觉得，这个专栏办得好，办得有趣，与众不同。于是他被这两位记者邀请到滁县地区驷马山引江工程创作组，参与编写《南水北调的凯歌》报告文学集，记录了这项庞大工程中一些激动人心的人和事。他在这个集子里有两个短篇小说：《惊天动地》和《上海姑娘》。前者写工地爆破，后者写上海下放知青在工地上成长。除了参与编辑这本书之外，这段时期，他还写过长篇和一些短篇小说，但都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作为记录真实生活，练练笔。
1975年初，他调回马鞍山，当时市文联没有恢复，他被安排在市文化局剧目创作组。
时间到了1976年，振奋人心的十月，飞扬跋扈的“四人帮”彻底覆灭了！曹玉模泪水滂沱，彻夜难眠。他意识到，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文艺的春天到了。他立即拿起笔，创作了话剧《春风从北京吹来》反映人民群众获悉“四人帮”被擒后欢欣若狂的情景。话剧在合肥江淮大戏院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新上任的一位省委负责同志看完演出，当晚在稻香楼宾馆召见了他，问寒问暖，亲切地鼓励。1977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和尚桥》。
六、一个写“左传”的人
1979年，他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同年当选为政协马鞍山市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80年初调回省文联，在“清明”杂志社当编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极左路线的倒行逆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文艺的春天来了。曹玉模先生也进入了他的创作高峰期。他带着被错划为右派后二十多年在基层生活积累的大量素材，怀着要抢回二十多年来失去的宝贵时间的急迫心情，刻苦地进行创作。1985年前后累病了，半年多时间不能够写作，但稍微恢复后，又继续写，写出了一大批作品。
197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长篇小说《春天并不遥远》。本书描写的是1975年初冬至1976年春发生在皖南山区螺蛳坑的故事。靠文化大革命冲杀起家的公社党委书记班晓峰，别出心裁，要在河滩上改滩造田，搞山区小平原。螺蛳坑支部书记葛道英认为山区有山区的特点，特别是这样日照短的地方，不能把外面经验乱搬乱套，应该发展生产竹木茶炭，檀皮蓼叶。小说就是围绕这两种思想斗争展开的。
1980年2月，他在“安徽文学”上发表小说《笑面女》。描述一个扭曲的妇女形象：心灵痛苦时，呈现在脸上的是笑容，她干的是她憎恶的，她反对的是她应该追求的，她走上她良知的反面。小说控诉了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扭曲、摧残。同年5月，他在“收获”上发表《桂花庵来信》，小说以书信体形式描述了一批“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结束后，被遣送到碧苍山畜牧农场桂花庵分场劳动改造的故事。反映一群右派在农场劳动情景和他们随处逆境但仍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品质。反映极左路线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使哪些执行极左路线的人深受其害，暗示了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关系全民族的存亡。作品发表后，受到各方好评。美国纽约“美国华侨日报”予以连载。
   1981年3月，他在“小说界”发表《远去的鼓声》。这是以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为摆脱穷困而实行包产到户为背景写的中篇小说。作品形象地反映了大包干从孕育到诞生的全过程，展现了这个变化的错综复杂的原因，生动地再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极左的习惯势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尖锐冲突。实行大包干，砸掉大锅饭，是中国农村一场深刻的革命，他热情的歌颂了这场改革。他说“我愿作鼓，敲响对早春的爱”。1982年《远去的鼓声》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制成电影，取名《鼓乡春晓》。这是第一部正面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的影片。1982年5月份《鼓乡春晓》摄制组到来安县第一中学取景，我正在来安中学读高一。那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教学楼前花圃鲜花满园，姹紫嫣红。同学们大多都是第一次看拍电影，前呼后拥。那情景记忆深刻！
1980年3月，曹先生在“上海文学”发表《唉......》，曾引起一番争议。有人提出，粉碎“四人帮”之后，到处生机盎然、欣欣向荣，你《为什么唱“唉”调？》，有人则说，这一声“唉”，是向四化进军，扫除障碍的号角，他自己则认为，他要用这个作品作为人民大众发现细菌的显微镜，揭露黑暗的探照灯。
1986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长篇小说《寄情长江泪》，小说以长江的一座工业城市为舞台，塑造了十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组成了色彩斑斓的社会画廊。作品从是邓小平抓整顿开始写起，直至“四人帮”彻底覆灭。这正是两条路线在中国激烈交锋的年代，也是政治生活大起大落的年代。进步与反进步，正义和邪恶，统统暴露无遗。作者把种种社会风貌、政治态度、人物命运尽收笔底，真实记录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祸国殃民的闹剧，又一次展现了极左路线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斑斑血泪。几位评论家、朋友认为，这不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但这是“一个时期的真实记录”，“是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十分重要的作品”。
1991年11月，1992年1月，安徽文艺出版社相继出版发行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追踪的爱神》和《莽莽凤阳山》。《追踪的爱神》是一部反映建国初期一群刚离开大、中学校校门的青年学生投身新闻工作的小说。历史大变革中的青年是笃实纯朴的，满怀为人民服务的激情，集中在新闻工作人员训练班里学习，当大西南急需要新闻人员时，他们又毫不犹豫随军参加“西南服务团”，奔向云贵川。《莽莽凤阳山》是一篇长篇纪实小说。凤阳山，座落在安徽长丰、凤阳、定远、嘉山四县接壤处，是长江淮河分水岭，丛峦叠嶂，峰回水绕，民风彪悍，乡风纯朴。抗日战争，这里就是臧龙卧虎之地，出现过许多载入史册的抗日英雄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还都南京，对这里依然活跃着一支人民游击队深感不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于是，自1946年夏季开始，对这支游击队进行疯狂的清剿。小说反映的就是游击队如何在强大数十倍的敌人围剿中，坚持斗争的故事。                                                                                                                                                                                                                                                                                                                                                                                                                                                                                                                                                                                                                                                                                                                                                                                                                                                                                                                                                                                                                                                                                                                                                                                                                                                                                                                                                                                                                                                                                                                                                                                                                                                                                                                                                                                            
1994年5月，他在“清明”上发表《黑锅》，反映改革开放大潮中各种人物的心态和社会变迁。获第三届安徽文学奖。
2000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情爱大书院》。所谓“大书院”，即省文联大院，一群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所在地。七十年代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又回到大书院。他们大都已过不惑之年，有的未婚，有的虽已成婚又发生婚变。他们的子女，有的已成人但没有固定工作，有的虽有固定工作，但单位不景气又面临下岗。小说以曾被错划为右派并下放劳改的苏平这子苏秋书几个省的文艺刊物予以转载。这也是解放后安徽省在全国性上发表的第一个剧本。同年，上等人，筹资开力歌舞厅和经营房地产为故事情节引发的主线，情真意切地描述了苏秋书和杨丽露、李恺明和杨丽玲、江涛和二荒妹、谢大荒和边子芳等人之间的婚恋情感，也表现了大书院中人和人之间互相爱护的风情，以及他们自强自立的精神。作品视角独特，反映了两辈人在不同年代创业的不同结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1978年以来，曹先生默默奉献给社会三部长篇小说，十四部中篇小说，近五十部短篇小说以及若干散文和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成就恐怕也得归溯于他的坎坷命运。对于曹先生这个时期的作品，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段儒东写道：“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反右’扩大化给正直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家干部带来的悲剧；感受到大跃进、大办钢铁时期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群众在饥饿线上的呻吟；‘农业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农村经济的摧残；更不用说十年浩劫给全民族造成的灾难以及数代难愈创伤。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到党和人民同凶神恶煞进行艰难曲折的斗争，以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新时期的曙光”。说他的作品记录了极左路线的横行霸道和累累罪行。是当代中国极左路线的横行史、罪恶史、覆灭史，是一部完整的、形象的《“左”传》。
七、爱家乡、爱生活
    曹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热爱农村的人。在写小说的同时，他还写了很多散文、随笔等等。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他几乎每年都会回到故乡来安县农村过春节。家乡的树、家乡的鸟、来安的碧绿春酒、雷官集的板鸭、水口乡下淹不没的螃蟹池，改革开放后家乡的变化都呈现在他的文章里，其中散文《过雷官集》发表于1982年3月3日《文汇报》 。文中称赞雷官板鸭“薄如方片糕，嫩的不用嚼，咸淡随口味，一嚼油直冒”。
朋友们认为，他的这些作品比起他痛斥左倾路线的小说来，“显得平和、亲切、质朴深沉，流露了他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灵魂”。199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故乡的酒河》，收录了他1981-1991年期间三十一篇散文。他自己在内容提要中说：“风风雨雨的生活，让我们领略了人生的艰难与困惑，也让我们获得风雨过后阳光下的喜悦和欣慰”。其中《故乡的酒河》1990年获全国第二届报刊副刊好作品二等奖；《地下有条温泉河》1989年获“科技日报”征文二等奖；《滁州森林公园》（又名《定为森林公园之后》）收入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编辑的绿色三明杯环境文学获奖作品辑《春天无价》。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他写的《野冢》获省“文化周报”“经济快报”举办的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征文一等奖。
曹先生热爱创作，也关爱爱好文艺的青年人，无论是在马鞍山还是在全椒、合肥，他都有一批这样的朋友。他赏识那些工人、厂长、知青朋友们坚持业余创作的精神，他认真阅读他们的作品，为他们文章中的闪光点喝彩，他也听取他们对他的作品的意见，也诚恳地提出对他们作品的意见，互相切磋。有朋友说：“每到合肥，我总爱去拜访他，听他侃文学、侃社会、侃人生，笑谈谩骂中，凸显许多真知灼见，使我领悟许多做人的道理”；“在曹公勉励下，我沿着文学这条拥挤的小道，一直走下来了”。1984年-1986年，他为浙江温州文学青年函授中心讲课，帮助他们评点学员作品。1987年10月马鞍山市二中山花文学社创办“山花”小报，读者多是中学生。他积极支持，并于1988年8月写文章祝贺：“愿‘山花’园丁给你们浇水、施肥.....文学花朵定会盛开。”1988年2月，他受聘为全椒县文学协会顾问。1990年被潜山县黄柏区文化站、区教育组聘为区中小学作文大赛顾问。1991年-1993年任合肥西市区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协调委员会“讲师团”讲师。1993年被南棠诗社聘为名誉顾问。1996年被安徽大学学生会聘为校园文学顾问。他常到他担任顾问的单位和一些别的地方与青年文艺爱好者见面，和他们谈文学名著，谈创作体会。他特别希望青年朋友们多学习，从书本中学习，从生活中学习。不仅学文学还要学其他多方面知识。他认为中外许多大文豪都是大学问家，懂哲学、懂历史、懂教育......只有有了丰富的知识，才能写出丰富的作品。
2000年10月27日，曹先生病逝于合肥。那个讲了几分钟真话，却被委屈了二十二年；那个对文学痴迷、疯狂、九死而不悔的；那个一生笔耕不缀，写了5部长篇，15部短篇，50多个短篇，12本著作，有着430万字作品的曹玉模先生真的走了！朋友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他说：“一生革命半生坎坷，精心创作倾心祖国”；“毕生求真真言获咎终无悔，赤枕著述述尽人间善恶争”。曹先生“不是一个完人，但他是个真人，一个透明的人，一个可爱的人，一个把全部生命融入文学事业的人”。














                     

水云轩主人

来自: Android客户端

雍炀

诺不轻许

太长了只看了开头一部分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