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必败》作者：剑歌

中山友好

　　中国伪智慧的宿命：诸葛亮必败 作者：剑歌
　　　　我们总盼望能遇到一个“三顾茅庐”的主子，结果等到老，也没有“刘备”光临。《三国演义》使我们成了幻想主义者，我们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却在等待中逐渐丧失了。
　　我们总想做只动口而不动手的点子大王，所以特别羡慕那个“运筹帷幄”的军师，实质上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实战能力太差了。
　　我们不讲信用，潜意识中也是受了孔明之毒：他不是曾答应东吴要归还荆州，却三番五次赖拖延，而且还“三气周瑜”，导致盟国的军事统帅一命呜呼了么？
　　我们急功近利，干什么事妄想一蹴而就，像极了诸葛亮在条件不成熟时强攻曹魏的情形。
　　我们喜欢做秀，诸葛亮可以做我们的祖师。早在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就发动自己的亲戚朋友为自己做足了形象包装。
　　我们出了问题便喜欢互相推诿，诸葛亮在这一点上早就做出了示范。他把关羽败走麦城归结为了关羽自己的问题，却把自己作为一个最高统帅应负的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
　　我们无法做到“举重若轻”，一点点针尖大的小事，也让我们耗费心神。这不就是那个事必躬亲的诸葛丞相的形象写照吗？
　　我们为事业往往忽视了自己的健康。诸葛亮为事业则透支了自己的生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他连起码的健康知识都不懂，怎能算得上是智慧的化身呢？
　　这是一部颠覆传统的经典之作，作者通过缜密的历史分析，还原了诸葛亮之死的真相。
　　这是一部警示现代的震撼之作，书中展现思辨流畅的笔调，揭示了中国伪智慧的宿命。
　　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所信奉的诸葛亮神话，如同皇帝的新衣，愚弄着我们自己的心智。外国皇帝的新衣已经被外国小孩识破了，但中国丞相的旧衣却依然供奉在中国人心头。这是中国人精神中毒的集体症状，也是中国式悲哀的集中体现。
　　本书纵横捭阖，贯通古今，将大量现代政治、经济事件巧妙融合于历史分析中，既是一本精彩的社科读物，又是一本很好的管理教材。   
　　　　《诸葛亮必败》序言(1)   
　　自打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老人们津津乐道地讲述着“三顾茅庐”、“舌战群儒”、“三气周瑜”、“六出祁山”、“死诸葛下退活仲达”的故事。仿佛诸葛亮就是活神仙一般，至于诸葛亮为什么没有彻底打败司马懿，反倒被司马懿拖垮了身体，最终殒命五丈原，则是人们都不愿意提及的事情。很显然，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智慧的神像，不忍心让他有一点点破痕。遗憾的是，我们所奉信的这个神像原本就是一个虚假的智慧泡沫，而且它还侵蚀着我们的理智，使我们沉迷于伪智慧而不能自拔。
　　《三国演义》只是一部演义体小说，但人们却总喜欢把它当历史来读，并试图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智慧。于是，大多数人都掉入了伪智慧的陷阱。这个陷阱的上方便是诸葛亮——这个看似伟大实则虚妄的目标。
　　自《三国演义》成书到现在，已经有500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诸葛亮一直作为智慧的化身而被后人奉若神灵，而真正具有大智慧的司马懿反倒被人们遗弃了。500年来，我们对自己飞蛾投火般追逐孔明式伪智慧的行为却浑然不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追逐伪智慧的结果便是，中国的“诸葛亮”泛滥了，却缺少了司马懿这样的精英人物。可以说，我们中《三国演义》之毒由来已久，受其毒害程度也已经很深了。
　　大凡中国人，有谁没中过《三国演义》的毒害呢？我们身上所隐藏的愚蠢的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欺欺人，往往就应证了这一点。我们自身与诸葛亮伪智慧有关的缺点，至少能够列举出如下几点：
　　我们总盼望能遇到一个“三顾茅庐”的主子，结果等到老，也没有“刘备”光临。《三国演义》使我们成了幻想主义者，我们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却在等待中逐渐丧失了。
　　我们总想做只动口而不动手的点子大王，所以特别羡慕那个“运筹帷幄”的军师，实质上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实战能力太差了。
　　我们不讲信用，潜意识中也是受了孔明之毒：他不是曾答应东吴要归还荆州，却三番五次耍赖拖延，而且还“三气周瑜”，导致盟国的军事统帅一命呜呼了么？
　　我们急功近利，干什么事都妄想一蹴而就，像极了诸葛亮在条件不成熟时强攻魏国的情形。
　　我们喜欢做秀，诸葛亮可以做我们的祖师。早在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就发动自己的亲戚朋友为自己做足了形象包装。
　　我们出了问题便喜欢互相推诿，诸葛亮在这一点上早就做出了示范。他把关羽败走麦城归结为是关羽自己的问题，却把自己作为一个最高统帅应负的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
　　我们无法做到“举重若轻”，一点点针尖大的小事，也让我们耗费心神。这不就是那个事必躬亲的诸葛丞相的形象写照吗？
　　我们为事业往往忽视了自己的健康。诸葛亮为事业则透支了自己的生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他连起码的健康知识都不懂，怎能算得上是智慧的化身呢？
　　历史上的诸葛亮，注定是要失败的，他的失败是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诸葛亮之所以不能战胜司马懿，不仅仅是因为其时运不济，更重要的原因他缺乏足够的智慧，他所拥有的多是些伪智慧而已。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之间的胜负原本没有悬念。就诸葛亮的自身条件来看，即使诸葛亮能多活20年，他也未必是最后的赢家。实际上，诸葛亮是被司马懿拖垮、累倒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诸葛亮打败了司马懿，而是司马懿打败了诸葛亮。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些天真的人试图要改写历史，硬是把不是悬念的东西当作悬念去挖掘。于是，他们无限地夸张了诸葛亮的智谋，将诸葛亮供奉为智慧的化身，并编织了一个美丽的假设：如果诸葛亮没有早死，他一定能够打败司马懿，并最终消灭曹魏，恢复汉室。
　　遗憾的是，我们所编织出来的智慧化身根本就是一个伪智慧的形象。即使诸葛亮真如《三国演义》所塑造的那样足智多谋，那也都不过是些小伎俩而已。经过《三国演义》神话过的诸葛亮。其实更加可笑，更加愚蠢，更加不是司马懿的对手。但读者们却接受了被神话后的诸葛亮，于是诸葛亮的伪智慧便一代一代被流传了下来。   
　　《诸葛亮必败》序言(2)   
　　从《三国志》的出炉，到《三国演义》成书，大约有1500年的历史。这个时期是诸葛亮从人变神的过程。“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规律竟然没有体现在诸葛亮的身上，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意外，也反映了中国人集体潜意识中的天真性。
　　从《三国演义》成书到现在，大约有500年的历史。这个时期，人们普遍接受了被神话后的诸葛亮，并向往自己能拥有诸葛亮的谋略和智慧。可以说，这是一个人们被伪智慧洗脑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人集体潜意识中的随波逐流特征。
　　中国人学习诸葛亮500年，追逐的却是诸葛亮的伪智慧。假如司马懿泉下有知，他一定会哭笑不得：你们干吗去向一个失败者学习呢？
　　的确，我们为何要追逐伪智慧呢？毕竟我们已经得出结论：诸葛亮必败。     
　　第一篇诚信缺失的代价   
　　“三气周瑜”与诸葛亮的诚信问题(1)   
　　有一个外国商人曾经告诫自己的儿子：你千万要记住，承诺了别人的东西一定要兑现。儿子问：怎样才能做到兑现承诺？商人说：那就是，你永远都不要去承诺什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信用很重要，为了维护自己的信用度，最好别去承诺什么。
　　中国人似乎很容易拍胸脯承诺，但兑现承诺的时候却总是非常困难。就像诸葛亮拍胸脯承诺东吴“一定会归还荆州”一样，我们开出的多是些口头支票。
　　科利华公司曾经向购买学习软件的家长承诺：你家的孩子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本公司一定退款。结果后来科利华公司被家长们告上了法庭，因为公司无法兑现当初的承诺。科利华公司的祖师爷就是诸葛亮，他当初很轻易答应要把荆州归还东吴，却根本没把兑现承诺当回事。
　　中国的房地产商喜欢向购房者进行承诺，等消费者住进去以后，才发现这其中隐藏了很多的承诺陷阱。双方之间的纠纷往往围绕着承诺的兑现问题。而在整部《三国演义》中，吴蜀之间的矛盾也几乎是围绕着诸葛亮、刘备的承诺兑现问题而展开的，如果不是诸葛亮的“信用欺诈”，东吴就不会和刘备反目成仇。
　　中国某航空公司因延误航班，而遭乘客要求退票，竟然被空姐骂“不要脸”。鲁肃向诸葛亮讨要城池时，也曾经被诸葛亮骂过“不通理”。
　　中国的商人喜欢搞行业联盟，以防止价格战的发生。但每每在关键时候，总有人会违犯同盟协议而主动降价，致使整个同盟土崩瓦解。这与《三国演义》中的吴蜀同盟如出一辙：诸葛亮总是算计自己盟友的地盘，于是使得吴蜀联盟的威力大打折扣，从而使得曹操赢得了休整和反扑的机会。
　　上海中级人民法院曾强制一些居民偿还银行贷款，可还是有很多人装作没钱的样子而拒绝还钱。待检察院调查到他们中有人在隐匿巨资，且暗中炒股，于是决定要进行加倍处罚时，这些人才慌了神，急忙表示要马上还钱。检察院说，你们现在后悔，为时已晚，罚款是躲不过去的了。这种情况与诸葛亮、刘备的信用缺陷非常相似：先答应要归还城池，再想理由尽量往后拖延，最后干脆隐匿资产，说还不起，因为自己正缺少地盘呢。等遭到东吴无情报复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在推崇《三国演义》的国度里，没人把信用放在重要的位置。而那个善于进行“信用欺诈”的诸葛亮，被我们在各个领域仿效着。可有谁能知，正是由于诸葛亮的信用问题，而导致了吴蜀联盟的名存实亡呢？
　　联吴抗曹本是经常挂在诸葛亮嘴边的一句话，原本也是一项非常高明的战略。但这项策略一直没有得到过很好的实施，其主要原因便在于诸葛亮的失信于人上。
　　赤壁之战是历史上最经典的战例之一，它有赖于吴蜀的合力抗曹。但自此后，吴蜀之间便开始勾心斗角，不断破坏原先约定的同盟协议。在这方面，诸葛亮是首开“信用透支”先河者。
　　赤壁之战以后，周瑜想一鼓作气，渡江拿下南郡，但他非常担心刘备、诸葛亮会乘火打劫，坐收渔利，于是亲自前去拜访刘备，问他是否也为南郡而来。刘备按照诸葛亮的吩咐说：“闻都督欲取南郡，故来相助。若都督不取，备必取之。”周瑜倒也爽快，当着鲁肃与诸葛亮的面，与刘备立字为证：如果我周瑜取不了南郡，任凭你刘备随便去取。
　　接下来便是周瑜与南郡守将曹仁的一场残酷大战，周瑜将曹仁打得大败，东吴也伤亡惨重，而且周瑜还被毒箭射中。令周瑜感到愤怒的是，刘备、诸葛亮还是食言了，他们乘周瑜与曹仁激战正酣时，悄悄偷袭了南郡。而且还利用南郡的兵符骗取了荆州和襄阳曹军的信任，从而一举拿下这两个周瑜一直想图谋的城池。就这样，周瑜辛辛苦苦用鲜血换来的果实，却被诸葛亮窃取了。当时他气得大叫一声，金疮迸裂。这就是《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孔明一气周公瑾”的经过。当然作者丝毫没有责怪诸葛亮不讲信用的意思，在作者的引导下，500年来也没有哪位读者去批评诸葛亮的失信于人。   
　　“三气周瑜”与诸葛亮的诚信问题(2)   
　　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原谅诸葛亮的诚信问题呢？潜意识中我们也受到了作者笔下诸葛亮的影响：荆襄九州，是刘景升之基业，景升虽死，其子刘琦还在。刘备以叔辅侄，有何不可？
　　就算诸葛亮说的有理，何苦当初欺骗人家，说是前来协助攻取南郡呢？事情是明摆在那里的：刘备、诸葛亮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兑现他们对周瑜的承诺。不仅如此，孔明又对前来表示抗议的鲁肃开了一个空头支票：刘琦死后，必将城池还给东吴。
　　面对诸葛亮的强词夺理，鲁肃虽然很恼怒，但他还是看到了一线希望：那就是刘琦酒色过度，病入膏肓，面色嬴弱，气喘淤血。他断定，不出半年，其人必死。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没跟诸葛亮过于计较，并回去安慰周瑜，让他耐心等待。
　　果不其然，刘琦不久便病发身亡。于是鲁肃再一次前去讨要城池。诸葛亮却突然变脸说：“鲁子敬你好不通理。这天下本来就是我汉高祖斩白蛇以后创下的基业，如今奸雄并起，各据一方，以后还是要天道好还，复归正统的。我主是汉室的后代，岂能无土地封分？况且刘景升是我主之兄，弟承兄业，有何不顺？你主是钱塘小吏之后代，平素根本无功德于朝廷，现在倚仗势力占据六郡八十一州，却还贪心不足，而欲并吞汉图。刘氏天下，我主姓刘倒无分，你家主人姓孙却想强争？况且赤壁之战，要不是我军协力，加上我巧借东南风，他周瑜不要说是展半寸之功了，或许早被曹操将二乔置于到铜雀宫了，即使你鲁肃的家小，恐怕也是难保。”
　　这一席话让鲁肃瞠目结舌，沉吟半晌才说道：“真没想到你会再次食言，你这让我回去如何交待？”
　　孔明的空头支票再次开出：“为了让先生面上好看，我劝主人立纸文书，暂借荆州为本，待我主图得别的城池时，便还给东吴。”鲁肃追问：“孔明待图得何处，还我荆州？”孔明承诺：“若图得西川，那时便还。”
　　鲁肃带着诸葛亮的空头支票回去，按理说他是死罪一条。周瑜说得明白：“子敬中诸葛之谋也！名为借地，实是混赖。这等文书，如何中用，你却与他做保！他若不还，必须连累足下，主公见罪奈何？”好在周瑜念鲁肃当年有恩于自己，决定帮鲁肃开脱过错，要不然诸葛亮必然会害死鲁肃这个大好人。
　　根据《三国演义》描述，周瑜设下美人计，让孙权假将妹妹嫁给刘备，未曾想被诸葛亮看破，并将计就计，最终让东吴“赔了夫人有折兵。”这便是“诸葛亮二气周公瑾”。当然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既然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不妨假定其为真实）。作者想要表述的是，这“二气周公瑾”是周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又何尝不是诸葛亮主动与同盟交恶呢？既然你已经识破对方计谋，不去娶亲便也罢了，何苦要杀对方兵士，气人家主帅呢？要知道，吴蜀合力，才是抗曹大计！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此时已经想置对方于死地了。
　　后来，诸葛亮“三气周公瑾”，便把周瑜给气死了。有人说，不对，诸葛亮并不是有意要气死周瑜的，他前去给周瑜吊丧就是最好的说明。周瑜之死是因为他自己度量太小，才导致金疮崩裂的，
　　我们说诸葛亮这个人不仅狡猾，而且虚伪，读者都被他在吊丧时声泪俱下，悲痛万分的样子给迷惑了。连鲁肃都暗自思量：“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而。”其实早在周瑜扬言要助刘备攻打西川的时候，诸葛亮就大笑说：“周瑜死日近矣！”因为诸葛亮已经想好了气死周瑜的妙招。后来周瑜中计，诸葛亮夜观天文，又一次大笑：“周瑜死矣！”   
　　盟友反目：诚信缺失的代价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我们看不到一点有关周瑜陷害诸葛亮的文字，也找不到关于诸葛亮“三气周瑜”的只言片语。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接受了“三气周瑜”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为“信用欺诈”而叫好的。
　　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刘备、诸葛亮的确有一些诚信问题，只不过远没有像《三国演义》描述的那样过份。但恰恰就是那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诚信问题，导致了东吴的疯狂报复。
　　那是在刘备大军占领益州后，孙权希望刘备能转让荆州给东吴。刘备说：“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孙权认为这只不过是刘备的托辞而已，于是不断派兵进攻刘备的属地，给刘备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刘备的诚信缺失被放大了很多倍，而且是被当作一种智谋来进行宣扬的。
　　在罗贯中的笔下，刘备大军夺得西川后，诸葛亮也没把“若图得西川，那时便还”的承诺放在心上。不过东吴自然还在惦记着这件事。张昭献计，让孙权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去索要荆州，并声称：倘若不还，就杀了诸葛瑾全家。
　　面对东吴的动作，诸葛亮、刘备、关羽联合上演了一出戏，先是刘备假意答应分荆州一半还之：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与东吴。然后，诸葛瑾到荆州索要三郡时，却被关羽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拒绝了。诸葛瑾在回西川找自己的亲兄弟时，诸葛亮早就躲出去了。诸葛瑾再次找到刘备，刘备却说：“吾弟性急，极难与言。你可先暂回，容吾取了东川、汉中诸郡，调云长往守之，那时方得交付荆州。”
　　《三国演义》以赞许的口吻描述了诸葛亮、刘备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诺言的经过，使得东吴终于认清了对方所谓的合作诚意，于是暂缓攻击曹操，转而制定报复刘备、诸葛亮的计划，连鲁肃这样的忠厚人，也成了坚定的报复刘备、诸葛亮的一份子。
　　诸葛亮信用缺失造成了一连串后果：东吴图谋报复——关羽败走麦城且被杀身亡——刘备兴兵报仇——张飞被部将所杀，刘备更加失去理智——陆逊火烧连营，刘备白帝托孤。
　　费尽一切心机，赖着不想归还荆州。结果荆州还是被东吴夺回去了，而且还伴随着如此悲惨的牺牲和损失。由此可见，诸葛亮的“信用欺诈”是很不划算的。假如他早点让刘备归还了荆州，也不至于弄得个关、张惨死，刘备托孤的结局。   
　　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吗   
　　有人说，诸葛亮之所以失信于周瑜，是为了维护对刘备的忠义。再者说，儒家讲“仁义礼智信”，“信”也是排最后一位的，远没有“忠义”那么重要，就连那个“智”，也排在“信”的前面。
　　也许正是因为诚信被排在智谋之后，才使得中国人屡屡将诚信抛在一边，而去尝试计谋和背叛。
　　从现代管理学理论出发，诚信应该是管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团体若缺乏了诚信，就必然会遭到其它团体的攻击。当年刘备受诸葛亮之计策而背信于孙权，导致了孙权的疯狂报复，也正是因为诸葛亮小看了诚信的重要性。
　　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各带一支农民起义军，他们在对方落难的时候还能相互救助，可一旦实力膨胀，便开始背弃盟约，互相搞磨擦。最后大家分道扬镳，一个在北京搞大顺政权，一个在成都搞大西政权。最后被清兵各个击破，分头消灭。
　　清代义和团闹事，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慈禧太后一看这些“拳匪”有利用的价值，于是暗中支持他们到京城闹事，专找洋人的麻烦。洋人大怒，认为慈禧政权失信于他国，于是组成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西太后知道清军招架不住，只好逃离京城，并开始向洋人求和，许诺巨额赔款，而且还凶残剿灭义和团，以平息洋人的怒气。慈禧先失信于洋人，再失信于民众。一个缺乏诚信的政府将其丑恶嘴脸暴露给了国人和世界，不仅导致人民对清政府怨恨的持续增加，也使得列强欲亡我中华的野心越来越大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似乎很不会解决诚信的问题。即使连孙中山这样的伟人，也曾经有过诚信方面的污点。
　　据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考证，1914年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自顾的真空状态，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这时那些逃往海外的国民党领袖们，如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谁知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却与日本侵略者暗中交往，甘心以“二十一条”要求出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
　　唐德刚在书中写到：在护国运动中，孙中山先后收受日本接济达140余万元（折合当时美金约70余万元）。
　　后人为孙中山辩护，认为上述资料是否真实，值得怀疑。再者说，孙中山表面与日本示好，内心却怀着复兴民族的远大志向，这是一种驱除鞑虏的变通手法。总之，为国为民，“小过可以出入也”。
　　然而，孙中山的变通式爱国却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比如让日本人体验到了中国人的不团结，也让日后很多国民党将领的“曲线救国”有了借口。
　　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完全是一个诚信缺失的政客。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国共合作。两次合作均因蒋介石的背弃诚信而遭破坏。北伐胜利前夕，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先进群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军队进行挑衅，甚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但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并没有得到最后的胜利，而是被解放军赶到了台湾岛。   
　　当代中国的信用环境(1)   
　　“三国”是一个只讲计谋，不讲信用的时代。我们从《三国演义》中学不到有关信用方面的智慧，崇尚“三国”的奇巧淫技，必然对中国的“信用”建设有着巨大的负面作用。
　　拿电子商务来说，目前使用因特网支付方式的美国成年人已经达到40%，可中国电子商务以信用证方式付款的结算体系却无法建立。中国消费者不敢相信在网上卖货的人，他们只愿意接受货到付款的方式。商家只好委托送货人去收钱，当然送货人白跑的次数也很多，因为消费者经常会不认账，商家也只好自认倒霉。
　　由于缺乏信用机制，中国网络精英们所设计的多种业务模式都陷入了困境，无奈之下，他们终于想出了“短信代收费”的招数。由于内容商要和电信运营商分成，短信消费者的成本自然要高出信用证消费。仔细算来，由于中国人信用的集体缺失，使得短信消费者每年都要多花几十亿人民币，这些钱当然都流到了电信运营商的口袋里。
　　诚信缺失更严重地表现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根据《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研究院发布的统计结果表明，2004中国上市公司信任度指数无一达到60分的及格线，而排名最后的公司信任度指数只有9.68。上市公司的平均信任度指数为35.6，而该指数满分为100。
　　上市公司的诚信问题主要表现在发布虚假报表、信息披露不及时、擅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内幕交易等等。
　　再看食品饮料行业。嘉裕长城葡萄酒被曝年份做假，其委托生产的企业成立于1998年，但嘉裕长城公司却有大量的92年葡萄酒摆上柜台，而且其所谓92年葡萄酒价格要高出近年份产品很多。而嘉裕长城公司则称：虚标年份已成行业“惯例”。长城、丰收、威龙等各品牌均有自己的年份酒，其中92年份价格都要比其他年份酒或普通葡萄酒高出很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葡萄酒、果酒专家委员会执行主任、评酒专家组组长陈泽义指出，目前市场上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1992年的国产年份酒，实际上，我国从1996年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出产干红葡萄酒，1992年时国内种植的葡萄产量及葡萄酒产量都非常少，只有数十吨，另外，葡萄酒也需要严格的储藏条件，在1992-1996年这段时间，几乎没有厂家有实力生产年份酒，所以目前市场上大量出现的“92年份”、“95年份”酒令人怀疑。
　　在诚信危机到来的时候，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处理方法不同。2005年，肯德鸡遭遇苏丹红事件，雀巢遇到碘超标的问题。这两家国际企业正式向消费者道歉，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恰好上海光明乳业公司这一段时间被曝“回炉奶”事件，光明乳业董事长先是矢口否认，后来又说国内乳品厂都有回奶罐。这种说法遭到其他乳品企业的强烈抗议，认为光明乳业是在推卸责任。消息一出，各界哗然，人们不知道到底是光明乳业在推脱责任，还是国内乳品行业均有问题。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最大的乳制品生产商及著名品牌之一光明乳业(BrightDairy)销售大跌，因为有人指责该公司隐瞒了产品存在安全问题的有关消息。尽管西方企业有着丰富的消费者投诉经验，但是上海最强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光明乳业对回应投诉尚不习惯，更不要说承认有关产品有问题了。光明在含糊其辞近3周后，才证实有关报道，即在炎热的夏季，它在河南省的一个下属企业将牛奶产品存放在户外，原因是冷库已装满。
　　为了解决诚信危机，有的行业采用了承诺制。比如国内上市公司喜欢在圈钱前进行各种各样的公告承诺，但一旦圈钱到手，这些承诺便付之脑后。国内上市公司交大博通(600455)曾在招股说明书中向股民承诺，保证王卫东、于雷、刘斌、邬树新四名发起人股东三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但仅仅一年以后，这四股东便将持有的全部交大博通非流通个人股转让给经发国际有限公司。
　　看起来，在中国违背承诺的成本很低。由于相关配套法律还不健全，使得企业、个人肆无忌惮地挑战着信用的底线。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信用体系和相关法律还不健全呢？这里面当然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比如人们为诸葛亮“三气周瑜”而拍手较好，把孔明的信用透支当成了智慧的表现等等。   
　　当代中国的信用环境(2)   
　　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也为了我们长远的利益，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诸葛亮”们的信用度了。     
　　第二篇战略固执的致命之处   
　　细节未必决定成败(1)   
　　现代管理也是如此：当战略失误的时候，战术细化必将劳而无功；当方向走错的时候，努力创意只会加快灭亡。
　　有一本叫《细节决定成败》的书，曾经成为国内市场上的畅销书，很快市面上又有《细节左右成败》、《决定成败的细节》等跟风之作出现。据说有很多企业家也要求员工必须去读这类书，原因是国内员工被认为普遍不注重工作的细节。
　　我并不反对注重工作细节，但我以为注重工作细节应该要以正确的工作方向为前提。否则，钻头打歪了，出来的肯定不是油。诸葛亮就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但诸葛亮的事业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这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了：细节未必决定成败。
　　下面我将以诸葛亮为例，来分析战略与战术细节的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诸葛亮以用兵谨慎而出名。但诸葛亮的这种谨慎只是一种细节上的重视，它并没有表现在战略高度上面。不仅如此，他的战略决策行为简直可以用“盲目”二字来形容。“隆中对”中“荆、益二州分兵出击”的策略虽然打动了刘备，但却带来了兵力分散的缺陷，导致后来荆州被袭，关羽致死；北伐中原则完全忽略了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纯粹是为了实现个人虚荣而进行的穷兵黩武。可以说，诸葛亮不是一个长线投资者，而是一个热衷于炒短线的投机分子，只不过他比别的投机者要谨慎一些而已。
　　诸葛亮的谨慎实出无奈，毕竟它所从事的项目太过于投机，面对的风险非常巨大，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所以他不得不每前进一步都想好退路。如果说他在大的战略方面决策正确，那么小的战术上则可以有一些弄险的余地。但是由于诸葛亮在大战略的定位上相当盲目，小战术方面必然要做弥补工作。这也便是他不敢弄险的缘故。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算度精细几乎到了“料事如神”的地步，但百密也有一疏，他算对的东西虽多，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东西也不少。
　　诸葛亮算准了自己一定会遭周瑜的嫉妒和陷害，于是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反击周瑜，不仅从周瑜手中窃取荆州，还导演了“三气周瑜”，最终制周瑜以死地。但诸葛亮并没有算计到东吴会怎样给周瑜报仇，也没有料到孙权会时时刻刻惦记着荆州。以吕蒙、陆逊为代表的东吴将领继承了周瑜遗志，把夺取荆州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真可谓“一个周瑜倒下了，许多个周瑜又站了起来”，连那个被诸葛亮玩得团团转的鲁肃，也开始为夺回荆州而到处奔波。这一切都是诸葛亮没有想到的。诸葛亮的这些思想上的疏漏便正是荆州被袭和关羽被杀的根本原因。
　　那么，以用兵谨慎而著称的诸葛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思想疏漏呢？其根源在于战略上的失误。由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早已将荆州和益州划入了刘备军团志在必得的关键领地，所以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攻取荆州和益州，甚至违背承诺，冒着打破孙刘联盟的危险去窃取即将被周瑜攻取的荆州。这种错误的战略决策必将给未来的战术运用带来很大难度，所以无论诸葛亮在获取荆州的过程中表现得多么严谨和仔细，也无法保证在防守荆州时不出差错。总之，荆州早晚要被东吴夺回的，因为诸葛亮的思维已经无法顾及到太多的细节，而他所顾及不到的细节恰恰是东吴正处心积虑要谋取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荆州能不失去吗？
　　诸葛亮每一次出征都似乎“机关算尽”，谨慎而又谨慎，但每一次都要出点问题。
　　第一次北伐，诸葛亮算准了司马懿必取街亭，于是派马谡前去守街亭，但他没算准马谡会很轻易就把街亭给丢了。
　　第二次北伐，诸葛亮派姜维诈降，结果大破曹军，就在众将士以为他会一鼓作气继续乘胜追击时，他却发现自己所带的随军粮草已经不够用了，于是只好撤退。
　　第三次北伐，诸葛亮用计谋把司马懿杀得大败，但忽听有人报张苞身亡，于是孔明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昏绝于地，自此得病卧床不起，蜀军不得不放弃进攻，退回汉中。   
　　细节未必决定成败(2)   
　　第四次北伐，诸葛亮摆八卦阵重创司马懿，未曾料司马懿买通蜀军的粮草官苟安，苟安回成都散布流言，说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位。刘禅大惊，遣诏宣诸葛亮回师。诸葛亮不得不传令退军。
　　第五次北伐，诸葛亮用计把司马懿正杀得落花流水时，忽报永安李严有书告急，说东吴与魏谋和，欲联合进攻蜀国。诸葛亮只好撤军，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李严根本就是怕军粮置办不及，于是才编造东吴与魏谋和的消息来哄骗诸葛亮的。
　　第六次北伐，诸葛亮屡败司马懿，司马懿不敢应战，据守不出。诸葛亮派人送去女人衣物去戏弄司马懿，谁知司马懿并没有被激怒，反而从诸葛亮派去的人那里得到了诸葛亮的重要信息，并得出结论：诸葛亮活不了多久了。
　　以上六次北伐，有很多战例并不是历史事实，仅仅是民间艺人们的创作加工。但不论人们怎样神话诸葛亮，都改变不了诸葛亮北伐失败的事实。这也更说明了一个道理：当战略思想出问题的时候，无论你怎样小心谨慎，都难以避免战术细节上的疏漏。
　　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总为诸葛亮扼腕叹息，心说诸葛亮怎么那么不走运，本来仗打得好好的，但却总在一些小事情上出差错。现在想想，不是诸葛亮不走运，而是他自己的确有问题。由于战略定错了，战术上就难以做到周全了，不出这个问题，也会出那个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因战略固执而导致战术失效例子很多。拿李自成来说，自其攻入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防御清兵入关。但李自成却把重点放在了继续剿灭各地明军的残余力量上。他的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虽然大顺军在各地连连取胜，但吴三桂放清兵入关后直接威胁李自成的京都，李自成虽然率军平叛，但由于兵力不足而惨遭败绩。
　　近几年中国商界试图向王熙凤学管理，殊不知王熙凤也正是一个重细节轻战略的管理者。王熙凤执掌贾府管家一职时，正值贾府由盛转衰之际。表面看起来繁花似锦的贾府，实际上早已暗藏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贾政焦急似火暴打宝玉的原因。所以，此时的贾府，需要的是未雨绸缪和低调处事。然而，作为管家的王熙凤，却变本加厉地剥削下人，以维持贾府奢侈的生活，这无疑加速了贾府的毁灭。
　　管理界所热炒的王熙凤的能力，主要是指她在细节管理上的优势。作为贾府的管家，王熙凤要面对一大摊子庞杂琐碎千头万绪的事体，但她丝毫不厌其烦。无论大事小情，王熙凤都要亲自过问，在她的管理之下，整个贾府里里外外都是井然有序，妥帖周详。然而，王熙凤在细节上的努力越多，贾府在灭亡的路上就越多走了一步。因为她没有从战略的高度去培养全体贾府成员韬光养晦，从而错过了力挽狂澜的机会。
　　由于王熙凤的战略性固执，导致自己没能落下一个圆满的结局。真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注重细节的诸葛亮，总是在细节上功亏一篑，这是因为他没有进行及时的战略修正，所以，细节的努力必然毁在细节的漏洞上。后人多没有反思诸葛亮的战略错误，而是对诸葛亮的命运长吁短叹。这说明我们身上仍然残留着和诸葛亮一样的战略性固执的毛病。
　　中国足球队曾与沙特争夺世界杯出线权，按照两队的积分看，沙特队只要保平就可出线，而中国队则必须战胜对手才能出线。人们以为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必定会豁出去采用拼命式打法，哪知道比赛一开始人们便傻了眼：中国队没有豁出去，豁出去的反倒是沙特队。沙特人大打攻式足球，把中国队压缩在自己的半场狂轰滥炸。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队被淘汰出局，而沙特队则幸运地进入决赛圈。赛后中国队教练金志扬为中国队的战术辩解：根据前几场比赛经验看，中国队只有打防守反击才能有机会赢球，所以最后一场比赛没敢采用主动进攻的打法，而是继续打防守反击。为了保证防守反击的成效，中国队教练组把前几场进球的细节认真回顾了几遍，然后又细化了最后一场比赛的战术分配，要求队员细细揣摩赢过的那几场球。然而队员们到头来也没能找到进球的感觉。   
　　细节未必决定成败(3)   
　　这场比赛失利的原因在于整体战略方向错误，所以战术细节根本不能起到作用。两队交锋，积分落后的一方必须主动进攻方可赢来生机，这是最普通的战略常识。最后这一场关键的比赛既然只有赢球方可出线，此时不拼，更待何时？但积分落后的中国队反而拟定了防守反击战略，希望对手在进攻中出错，自己好乘机进球。结果对手没有出错，倒是中国队员白白浪费了90分钟的上场时间，难得有几次去射门。指望这样的错误战略，战术细化又有何用？又岂有不败之理？   
　　创意未必挽救命运(1)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比如“草船借箭”、“空城计”、“离间计”、“八卦阵”等。他在战争中使用的计策可谓花样繁多，推陈出新。这些富有创意的计策也拥有一定的杀伤力，比如诛王双、射张颌、退仲达等。但是孔明的创意最终还是没能挽救他自己失败的命运。因为他的战略大方向是错误的，战术上的局部胜利并不能挽救战略上的失败。
　　中国人向来崇拜那些足智多谋的人，同时也虚构了许多足智多谋的人物。除了诸葛亮这个人物以外，人们还塑造了徐茂公、吴用、刘伯温这样的智慧形象。据说这些人都是军事上的点子大王，往往能在战争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实我们所塑造的这些人物，有着很大得夸张成分。徐茂公在军事上的成就远不如唐朝大将李靖，刘伯温则更是徒有虚名。据考证，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开始对付那些功高盖主的将领，真正能征善战、能谋善断的人才都给他除掉了。后来在竖立英雄典型的时候，实在找不到能说得过去的将领了，便只好让刘伯温这个从没有上过战场的普通文官来充数。
　　至于《水浒》中吴用这个形象，无论他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有点子，都不能改变他成为宋江陪葬品的事实。按说吴用与宋江关系密切，对宋江欲投靠朝廷的想法早该清楚，可他却没有认识到接受诏安就是去送死。吴用在战争中为宋江出了不少主意，但他这个“点子大王”却不能站在战略的高度上去思考问题。到头来不得不面对失败而悬梁自尽。
　　总而言之，战争绝对不是靠点子大王赢得的。拿朱元璋来说，若不是采纳了朱升的韬晦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是绝对不会夺取天下的。民间评书中塑造了一个“点子大王”刘伯温的形象，也正说明中国人缺乏战略性思考。
　　前些年中国出过一个叫何阳的“点子大王”，以及很多拍脑门帮企业想点子的人，但他们对企业的发展战略却不闻不问，实际上他们也不懂得企业发展战略。他们出的点子其实都很简单，比如，在卖不出去的手帕上印交通图，提高手帕的附加值；方便面调料包难撕开，就用糯米做调料包，好处是不用撕，一冲就化而且还能食用。企业刚开始还觉着新鲜，不断有人请他们做报告，向他们问点子。到后来企业回过味来，感觉这些点子也没什么了不起，比如手帕上印交通图，那该用多大一块布才能看清呀？再比如方便面调料包难撕开的问题，留个锯齿状的小口子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何必要用糯米去增加产品的成本。与此同时，企业家们还发现，当经营战略有问题的时候，再好的点子也白搭。所以点子大王们越来越受人冷落了。后来，何阳因涉嫌诈骗宁夏酸妞饮料公司的广告款，被宁夏公安局抓捕了。据说宁夏的公安人员也很有点子，他们冒充客户约何阳在西安见面，何阳一下飞机就被戴上了手铐。
　　点子大王何阳的被捕，并不说明中国人从此就改掉了拍脑门决策的毛病。点子大王们依然存在，只不过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把点子改称为创意。他们的缺点依然是不懂得企业发展战略。
　　在某些企业培训的教材中，曾经把“将梳子卖给和尚”的能力，视为考核销售人员的主要指标之一。有些企业家天真地认为，只要聘请一些善于花言巧语的销售天才，就能将自家的劣质产品销售出去。
　　若想把梳子卖给和尚，是有一定难度的。于是很多营销人员便发扬“点子大王”的才能，有的建议和尚把梳子当作礼品赠送给香客；有的建议和尚用梳子按摩头皮；还有的建议用梳子挠痒痒。看起来，这些人似乎真的很有点子，简直可以把黑的说白了，把死的说活了。
　　然而真正有才华的营销人员是不屑于解答这样的问题的，因为他们不会把自己的能力施展在没有前途的产品上。他们甚至认为，“将梳子卖给和尚”是对营销高手的侮辱。
　　笔者曾经在58位不同企业的销售人员中做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题的内容是：你怎样看待“将梳子卖给和尚”的销售理念？以下是笔者给出的选择：   
　　创意未必挽救命运(2)   
　　（1）绝对信奉这一理念，而且全力摸索如何“将梳子卖给和尚”的技巧。
　　（2）努力做到“将梳子卖给和尚”，也要留意更需要梳子的有头发的消费者。
　　（3）最好是把梳子卖给有头发的客户，万不得已才尝试“把梳子卖给和尚”。
　　（4）决不把心思放在“将梳子卖给和尚”，全力以赴寻找最需要梳子的客户。
　　在填写问卷的调查对象之中，有4人选择了第（1）项，有8人选择了第（2）项，有19人选择了第（3）项，17人选择了第（4）项。
　　笔者发现，选择第（1）项的4人都是刚进公司不到半年的新员工，他们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而且都刚刚接受过一次洗脑式的销售培训，显然对市场的艰难程度还没有做好准备。选择了（3）、（4）项的大都是拥有三年以上销售经验的员工，他们深知：‘将梳子卖给和尚’只是一种投机取巧，即使成功了，也只不过是一种巧合。
　　在一次销售经验交流会上，大部分销售经理都认为：最好的销售人员应该把最合适的产品卖给最合适的人，“将梳子卖给和尚”是对优秀销售人员的极大浪费。还有人指出：“如果连女性都不认同这种梳子了，说明这样的梳子不值得去卖。聪明的销售人员应该立刻跳槽，去卖那些更有市场前景的梳子。”
　　“将梳子卖给和尚”是一种“重技巧，重点子，重创意，而忽视发展战略”的营销理念，也是普遍存在于企业界的认识误区。长期坚持这样的观点，必然会“抓了芝麻而丢了西瓜”。
　　诸葛亮就是这样，明知道自己的梳子不行，还偏要挖空心思把梳子卖给和尚，却不在改进产品上下功夫。也许有些和尚买了诸葛亮的几把梳子，但这丝毫不能阻挡诸葛亮的梳子厂关门倒闭的命运。   
　　中国文化的战略固执   
　　诸葛亮的战略固执，有着其文化背景的因素。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原本就是运行在一个固执的方向上。好比一条直线，刚开始时还基本处于跑道上，但越向前延伸就越偏离正道。
　　诸葛亮在起跑的时候，也帮助刘备“三分天下而有其一”。但由于他固执地坚持“隆中对”时制定的战略，结果越到后来，就越走向失败。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确值得我们骄傲。但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严重的战略固执。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牢牢占据了主流思想阵地，“百家争鸣”的景象从此未再出现。
　　在中国文化的战略固执之下，文化人只能在细节上小功夫，于是便有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出现，文人墨客们流连于风花雪月之中，他们咏山、咏水、咏妓女，就连许多著名的官吏，也醉心于儿女情长的文字之中。难怪自汉朝以后，中国没再出现说得过去的政论文章，也没再出现说得过去的哲学思想。
　　长期的文化固执，塑造了中国人固执的思维模式。身处这样一个文化背境之下，诸葛亮身上的军事战略固执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篇急功近利酿恶果   
　　诸葛亮的急功近利(1)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寻访诸葛亮，正巧遇到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崔州平认为诸葛亮出山不合时宜，于是对刘备说了下面一段话：“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
　　可以看出，崔州平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他认为世道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当时正值由治世进入乱世，再次进入治世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凭刘备的实力，做乱世英雄还行，但要一统江山则操之过急。即使刘备有诸葛亮辅佐，也不可能“斡旋天地，补缀乾坤”，若要强行出击，则必将受到世道规律的惩罚。
　　然而，孔明毕竟自视甚高，岂能把“天道”放在眼里。他甚至认为“人谋”可以胜过“天时”。在诸葛亮的军事生涯中，他总是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强行用兵，强行用计。结果他的努力只是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诸葛亮的急功近利，最主要表现在北伐中原上。蜀军在夷陵之战惨败给东吴后，实力已经大大削弱，原本应该好好休养生息，但诸葛亮却在刚刚平定完南蛮人叛乱不久就选择了北伐，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冒进。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前，曾有太史谯周反对，谯周认为北方旺气正盛，难以攻克。但诸葛亮认为天道变易无常，所以人不应该拘泥于天道。后来诸葛亮的六次北伐均告失败，而且自己还丢掉了性命。这不能不说是急功近利之下违背天道所酿成的恶果。
　　对于诸葛亮的失败，陈寿在《三国之》中有很深刻的评价：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境，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韬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易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在陈寿看来，诸葛亮虽有一统山河的抱负，但却不具有攻城略地的军事才能，加上敌强我弱，所以诸葛亮无法攻破曹魏政权。可诸葛亮却不断兴兵动武，攻打曹魏，这是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特征。
　　蜀、魏相比，众寡悬殊。蜀国若想以弱胜强，除非实现以下条件：
　　一、曹魏政权走向腐败，国力衰退，且民心思变。
　　二、蜀汉政权经济繁荣，国力昌盛，人才充足，人民渴望恢复汉室。
　　从当时天下格局看，以上两个条件并不具备。尽管诸葛亮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据说，在诸葛亮的整治下，蜀汉地区出现了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景象。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和强大的曹魏政权相抗衡。
　　曹操自“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北方大部分土地以来，笼络天下豪杰，招揽各方人才；扶和戎狄，安定边界；旁施勤政，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无贰心；采用屯田制，积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盐铁业，使全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曹丕在位期间，主动施展仁政，对鳏寡孤独及贫困不能自立者赐谷，遇灾害时期，则下令官府开仓放赈；全国上下奉孔尊儒，加强王化教育，维护政治稳定；同时曹魏对外继续采用扶和之策，开通丝绸之路，与西域通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在曹睿继位以后，更加显现出沉毅果敢，善用人才的品性。为鼓励农民积极生产，曹睿亲自到田间耕种示范；为减轻农民负担，他下令免去贫困者的赋税。在军事方面，曹睿放手让司马懿去抵御诸葛亮。为了减轻司马懿的负担，他命令司马懿坚壁清野，以逸待劳。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去抵御东吴的进犯，一举打败东吴军队，彻底瓦解了吴蜀的联合行动。
　　从曹操、曹丕，再到曹睿，曹魏政权不断稳固，且全国经济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军队中人才辈出，战斗力不断增强。这样的政权，岂能幻想一击而摧垮之？然而，诸葛亮却低估了曹魏政权的实力，以为靠自己的智谋就能摧毁敌人。   
　　诸葛亮的急功近利(2)   
　　很显然，诸葛亮对北伐中原的困难估计不足，每每欲一战而决胜负，却每每因意想不到的难题而功亏一篑。要么是手下将领违背调度而招致失败，要么是自己身体欠佳无法继续再战，要么是粮草用尽而军无斗志。这些问题不予以解决，若想战胜曹魏军队谈何容易？
　　诸葛亮屡次北伐均告失败，粮草不济是其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那么，为什么诸葛亮每次都不能带够必需的粮草，非要等粮草出问题而使北伐中途夭折？这是因为：一来他对战事的持久性估计不足，总想速战速决；二来蜀道难，运送粮草较为不易；三来他也对劫取魏军粮草抱有幻想。这些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诸葛亮屡次栽在了粮草问题上。基本上每逢国内庄稼大熟，诸葛亮便会兴兵动武，每遇粮草耗尽便行撤兵。偶尔劫取敌军粮草，也只是杯水车薪的一小部分，根本维持不了多久。
　　与诸葛亮每逢大熟便出兵相比，曹魏政权却年年在减轻贫困者的赋税。很显然，蜀汉地地区人民的负担要远远重于曹魏统治下的北方人口。蜀国人民生产的那点粮食都被诸葛亮用在打仗上了，魏国则有充足的粮食为灾民开仓放赈。由于蜀汉地区人民常常面有菜色，使得诸葛亮的征粮工作遇到了困难，做蜀军的征粮官成了一份不容易的差事，李严便是在征粮工作的重压之下而编造谎言让诸葛亮撤军的。
　　假如诸葛亮没有在北伐的问题上操之过急，而是采用稳健策略，先建设好自己的汉中根据地，让蜀汉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至少能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并积极进行人才储备，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耐心地等待天时的变化。或许他还有机会实现自己一统山河的理想。只可惜，由于他一直没有改掉急功近利的毛病，蜀汉政权的根据地不仅没怎么增加，国力却被损耗殆尽了。更糟糕的是，诸葛亮还把自己的生命也提前透支掉了。所以，他没能等到曹魏政权与司马氏家族斗争的最高潮阶段，从而也失去了克敌制胜的最佳时机。   
　　急功近利是民族特性吗？   
　　历史上中国人有很多次吃过急功近利的亏，但每次吃亏都没有让我们长记性。我们仍然还是在不断地急功近利着。
　　宋朝王安石变法，由于追求改革的速度，招致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抗，结果导致变法失败。
　　明代李自成起义，急攻北京，得手后急于享受胜利成果，全军上下贪恋京城浮华生活，结果使明将吴三桂有了勾结满人的机会。面对清兵入关，起义军无法有效抵抗，很快便走向了失败的道路。
　　清代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打下南京后也是急于享受胜利成果。于是洪秀全在南京建都，开始体会当“国君”的滋味。然而，太平军此时根本不具备建国的势力。过早建都，必然引来各地清兵的围攻，甚至连地方乡勇团练，都积极主动地前来进攻太平军。面对中外军事力量的联合进攻，太平军起义宣告失败。
　　大跃进时代，为了超英赶美，全国上下大炼钢铁，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结果我们却被三年自然灾害弄伤了元气。   
　　现代社会的急功近利(1)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存在着急功近利的现象。诸葛亮的影子犹如隐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总是那么操之过急。
　　中国人目前似乎最着急的就是赚钱，但越是着急，就越是赚不到钱，即使赚到了，也不能长久。长期的急功近利，造就了很多隔天就会完蛋的暴发户，也造就了很多耀眼而短命的所谓“明星企业”。
　　河北的旭日升集团，自1993年起率先推出了旭日升“冰茶”，由于这种饮料非常适合中国老百姓的口味，很快受到了人们的宠爱。当年，旭日升集团便获得了数百万元的市场回报。为了扩大发展规模，公司先后在全国建立了48个营销公司和200多个营销分公司。到2000年，旭日升总产量达到了103.6万吨，在中国大陆饮品行业十强中位居第二。
　　然而在高度发展的同时，旭日升集团管理根基薄弱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可以说，这个企业的成功多少靠了几分运气，很多人买“冰茶”，是冲着这个产品名称去的，因为它可以给人一种冰凉的感觉，从而诱发人的购买欲望。可当更多的企业也开始生产类似产品的时候，旭日升的好日子便到头了。很显然，旭日升集团在过去产品畅销的时候只顾着埋头扩大生产，增加销售网点，却忽视了管理水平的提升。所以，面对着像娃哈哈、可口可乐这些企业的进攻，旭日升很块便招架不住了，而且是全线溃败。最终成了债台高筑的亏损大户。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非常巨大的消费市场，各类新产品特别是消费品很容易在中国立足。即使是匆匆上马的生产线，往往也能在头几年就大赚其钱。正因为如此，很多企业根本顾不上自主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只是直接引进国外全套技术，或干脆以贴牌方式进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造就了很多粗放式经营且善打“价格战”的中国企业，也导致中国企业一直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因而总是受制于拥有强大技术实力的欧美日韩企业。
　　以手行业为例。1999年约30家国内企业向信息产业部及国家计委申请手机生产，结果东信、中兴、厦华、海尔、TCL、康佳、科健、南方高科、波导这9家获得了生产许可证。到2002年，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国产手机的市场份额突破了30%，2003年则一举跃至60%。再看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四家外国手机企业，其1999年的国内市场份额为84%，2003年变成了24%。至此，洋品牌手机在中国市场长达10年的垄断格局被打破了。
　　然而，就在国内手机企业纷纷弹冠相庆之时，危机悄悄来临了。一方面，洋巨头们正积极考虑向国内GSM制式终端供应商征收专利费的问题，使得国内手机企业顾虑重重，不得不分心去考虑是否要将利润中更多的一部分拱手相让给这些专利厂商。另一方面，外国手机企业已经摸透了国产手机企业赖以成功的招数：不外乎是国产手机能够更加贴近中国消费者，在款式、价格上较有竞争力；另外国产手机采取了端对端的合作方式，实行了销售渠道的变革。当这两大成功秘诀被外国企业看破后，很快便出现了新一轮的格局变化。外国企业纷纷加强渠道变革，以跟随战略顶住国产手机在外观、造型上的攻势，然后以其强大的技术优势对国产手机进行疯狂反击。从2004年以后，国产手机便开始进入了溃退阶段。据信产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TCL的CDMA手机在持续两年多的高速增长后，2004年下滑61.7%，而科健手机销量同比下滑了51%；波导利润下降18.30%；夏新净利润同比更是下降67.67%之多。根据手机经销商的估算，国产手机至少出现3000万到4000万台的积压。
　　国产手机之败与诸葛亮之败有类似之处。诸葛亮没有核心竞争力（比如经济优势、人才优势、文化优势等），靠的只是计谋策划，一开始也能把司马懿打个狼狈不堪。但当司马懿看破诸葛亮的进攻路数后，开始胸有成竹地进行防御，最后采用了最轻松的对弈方式——坚守不出。因为坚守不出就等于把诸葛亮拉到了拼粮草、拼经济、拼国力的阵地上，这是蜀汉政权的软肋，所以诸葛亮不得不败。当国产手机被国外手机拉到拼技术、拼服务的阵地上后，等待国产手机的也只有溃退的命运。国产手机若想东山再起，只有先从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入手了，否则，还是避免不了灭顶之灾。   
　　现代社会的急功近利(2)   
　　与国内企业的急功近利相比，一些老牌国际企业却显示出了司马懿式稳扎稳打的智慧。可口可乐公司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企业之一。
　　可口可乐在解放前夕退出中国市场。1979年，中美恢复邦交，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在其重返中国的头10年内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可口可乐公司并不为此担忧，而是不断加强与国内厂家的合作、合资，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规模效应。13年过后，可口可乐公司终于扭亏为盈。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其全球第六大市场，而它在中国碳酸饮料市场的占有率也已经超过了52%。   
　　急功近利的GDP崇拜心理   
　　每年8%的GDP增长，是很多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但20年过去后，我们才突然发现，GDP崇拜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
　　那些盲目为GDP争做贡献的地方领导，往往实施最毁坏资源、最浪费能源、最缺乏持续发展力的政绩工程。
　　以电解铝为例，这是一种高耗能的产品，而这个产品恰恰是很多地方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争相上马的项目。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指出，2003年我国电解铝出口创汇收入比2002年增加了6.9亿美元，但扣除成本上涨、环境污染、耗电量等因素，直接经济损失约100亿元，盲目上马带来的后果则是2005年电解铝全行业亏损。
　　经中国地质调查局等部门评估，几十年来，长三角因地面沉降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3150亿元。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站长罗进荣认为：“地面沉降完全可以控制。”之所以造成目前难以控制的局面，是因为防治地面沉降无法立即体现政绩。
　　人类社会之所以要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谁又能注意到，发展经济同样也可以带来社会破坏力，比如污染、生态破坏等等。如果不把这种社会破坏力限制在最小的范围，社会生产力的成绩就会严重“缩水”。这些年来尽管我们的经济水平提高了，但我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上升多少。这是因为我们的GDP中含有大量的水分。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成长中有18％ＧＤＰ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
　　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杨朝飞司长提供的数据显示，五十年来，我国工业累计产生约55亿吨废物和上亿吨有害废物；在造成环境污染的排放废物中，有70％来源于制造业；每年全国因大气污染损失740万个工作日。据世界银行估计，环境污染给中国带来相当于3．5％至8％ＧＤＰ损失。
　　值得庆幸的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GDP崇拜的负面作用，而且计划用3至5年时间初步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并将其纳入对干部的政绩考核之中。相信随着这套核算体系的启动，诸葛亮式急功近利的领导将失去市场，而司马懿式厚积薄发的领导则会大行其道。     
　　第四篇耀眼光环下的绩效泡沫   
　　“七擒孟获”使“心战”落空(1)   
　　要想认识那个真正的诸葛亮，就必须先搞清楚诸葛亮是怎样被神话的。《三国演义》神话诸葛亮的手法主要是编造绩效和夸张事实。
　　我们所熟知的“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骂死王朗”的情节，全部是无中生有的杜撰。而征南蛮和伐曹魏，历史上确有其事，但《三国演义》却对这两部分进行了夸张性的改写。
　　撇下那些无中生有的杜撰先不说，本章我们单分析夸张性改写的两个部分，即“七擒孟获”和“六出祁山”。希望能以此挤去诸葛亮的绩效水分，达到客观评价诸葛亮的目的。
　　“（建兴）三年春，亮率军南征，其秋悉平。”这是《三国志》关于诸葛亮平定南方的记载。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用了四个章回的篇幅（第八十七回——第九十回）来描写诸葛亮南征的这九个月的时间。其间着重描述了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绩效案例。
　　读者看“七擒孟获”，可能会感觉非常过瘾，因为诸葛亮每每都把对手打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最后还迫使对手不得不俯首称臣。然而，在笔者看来，诸葛亮的“七擒孟获”实在过于拖泥带水，甚至是一种画蛇添足。
　　像孟获这样的反王，你对他宽大一两次也就足够显示诚意了，何必需要七次擒之？第三次抓住他，就完全可以杀了以威震蛮人。可诸葛亮倒好，不仅不思速战速决，还与孟获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抓了放，放了抓的，仿佛自己就没有别的事情似的。诸葛亮就这样很耐心地跟孟获玩了下去，一直到后来连孟获都厌烦了这种游戏才算结束。
　　为什么诸葛亮会没完没了地玩擒放孟获的游戏呢？这是因为他想收服人心。而马谡的话也对诸葛亮的决策起了一些作用，马谡对诸葛亮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孔明叹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于是孔明遂令马谡为参军，即统大兵前进。
　　虽说“攻心为上”的策略没错，但用“七擒孟获”的方式去攻心，其成本实在太大。其实早在第一次擒住孟获后，大多数蛮人就“心服”了。那时孟获手下的元帅董荼那也曾被诸葛亮擒获，被释放后就不再想为孟获卖命。很多蛮人酋长也对董荼那说：“我等虽居蛮方，未尝敢犯中国，中国亦不曾侵我。今因孟获势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机莫测，曹操、孙权尚自惧之，何况我等蛮方乎?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无可为报。今欲舍一死命，杀孟获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涂炭之苦。”
　　在诸多蛮人包括孟获帐前两员亲将的帮助下，董荼那擒获孟获，献给诸葛亮。这说明孟获在蛮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即使在“二擒孟获”的时候就杀了孟获，蛮人之乱也会平息的。遗憾的是，诸葛亮并没有看清形势，又一次释放了孟获，导致孟获向董荼那疯狂报复：用计把董荼那和另一个元帅阿会喃诓去，令刀斧手砍了这二人，并残忍地弃尸于山涧。
　　两名起义的元帅被孟获杀害，致使很多蛮人不得不重新听从孟获的调遣，原本处于崩溃边缘的孟获集团又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后来，另外一个少数民族首领杨锋率自己的两名儿子抓获孟获，押赴诸葛亮营中，诸葛亮同样还是放了孟获。
　　孟获在军事方面虽然是个业余级选手，但一次次被抓使得他越来越狡猾。诸葛亮的仗也越来越难打。由于诸葛亮总是把被投诚者绑送来的孟获放走，导致别人再也不敢“弃暗投明”，于是他的“心战”策略开始失效。万般无奈之下，诸葛亮使用了火攻，烧死了孟获借来的3万名乌戈国藤甲兵。这下子才吓倒了孟获，表示以后再也不敢造反了。其实，若诸葛亮能早点干掉孟获，也不至于下此凶残手段。   
　　“七擒孟获”使“心战”落空(2)   
　　就这样，原先打算以“心战”征服蛮人的诸葛亮，到头来还是用“兵战”解决了问题。
　　即使是“七擒孟获”后，蜀国的南方少数民族地界也并未像《三国演义》描述的那样从此平安无事了，蛮夷叛乱仍然时有发生。《三国志》记载：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由此看来，诸葛亮的“心战”策略算是完全落空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还不如第一次就消灭孟获呢。
　　成语“画蛇添足”来自于一个有名的典故：据说楚国有几个人为了争喝一杯酒，决定比赛画蛇，先画完者可喝此酒。其中一人先画好了一条蛇。他拿起酒杯正想喝，看见别人还没有画完，便得意忘形地说：“看这条蛇没有脚，让我给它添上几只。”正当他在给蛇添足时，另一个人从他手里夺了酒杯，大声说：“蛇本无足，你画的根本不是蛇?”说罢，举杯一口饮尽。
　　诸葛亮的“心战”之术如同画蛇，第一次擒住孟获就已“画蛇”成功，但他却不断放了孟获然后再重新去抓，相当于画蛇添足。导致的结果是，南征不再是“心战”，而变成了烧死三万藤甲兵的残酷“兵战”。
　　楚国人的“画蛇添足”被人作为笑柄，但诸葛亮的“画蛇添足”却成为一种美谈，所以中国人骨子里面还是改不了画蛇添足的毛病。
　　拿当今中国文艺界的演唱会来说，不论什么样的唱法，总喜欢弄进去些伴舞表演。看过春节晚会的人恐怕不会忘记，几乎每个歌唱节目都有伴舞表演。由于缺乏配合，伴舞的动作设计根本就不符合歌曲演唱的内容，甚至有些伴舞反倒喧宾夺主，让观众搞不清出这到底还算不算是歌唱节目。
　　中国的电影人也喜欢画蛇添足，而激情戏便是“蛇足”，不论是不是符合剧情的发展逻辑，导演们总要硬塞进去一些激情戏。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就曾被人批评有画蛇添足之嫌，特别是章子怡扮演的女主角动不动就被男主角按倒在地上，明显是为了刺激感官，而并非是出于剧情之需要。   
　　赔本赚吆喝的北伐战争   
　　小时候看《三国演义》，总是对诸葛亮的北伐赞美有加。因为在与强敌司马懿的对垒之中，诸葛亮运筹帷幄，妙计迭出，令敌人闻风丧胆，把司马懿打得闭关不出。所以，尽管诸葛亮没有最终打败司马懿，他的成就也已经算得上是光芒万丈了。
　　现在换一个角度来看诸葛亮的北伐，却发现诸葛亮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在赔本赚吆喝，而司马懿的每一次失败则是一种绿色绩效的积累。因此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诸葛亮的绩效观是有问题的。
　　第一次伐魏时，诸葛亮手中重要关口街亭失守，于是不得不退回汉中，放弃蜀军已经占领的南安、安定、天水三城，但把这三城的军民却赶到了蜀国，以作为北伐失利的补偿。蜀国本来就人多地少，这样无疑会加剧蜀地人民的生活负担。诸葛亮把掠走敌国群众作为他的绩效，说明他的绩效观是非常荒唐的。
　　第二次北伐，诸葛亮用计杀了魏将王双；第三次北伐则打败郭淮、孙礼，袭取陈仓。刘禅为此而下诏恢复诸葛亮的丞相职位，诸葛亮在一番推辞后接受了这个封赐。看起来诸葛亮的仗打得的确漂亮，但到后来由于粮草匮乏，他还是放弃了陈仓，退回汉中。而且在第三次北伐中，诸葛亮手下大将张苞不慎掉入山涧而头部受伤，后来送去成都养病但却不治身亡。可以说，诸葛亮表面上的风光难掩其军力的损失。而诸葛亮也并没有因为北伐损失惨重而进行自责，说明他的绩效意识是非常差的。
　　当代人中有学诸葛亮的，如某地方主管煤矿的领导在总结工作的时候说“我们今年少死100人”，并以此为业绩向上级邀功请赏。这种夸大功劳，粉饰问题的绩效观充斥了整个煤炭行业，使得2004—2005年成了中国的矿难多发年。
　　第四次北伐，诸葛亮用八卦阵大败司马懿，但此前诸葛亮的手下大将陈式曾违背诸葛亮的命令，擅自追赶魏兵，结果遭遇埋伏，损失四千多士兵，陈式也因此而被诸葛亮问斩。可以说，诸葛亮八卦阵之胜丝毫也不能弥补陈式之败。
　　第五次北伐，诸葛亮派伏兵射死前来追赶的魏将张颌，但班师回汉中后，诸葛亮手下大将关兴也告病亡。诸葛亮的北伐依然功不抵过。
　　第六次北伐，蜀军首先吃了败仗，且大将吴班被乱箭射中，落水身亡。之后诸葛亮也打了几个小胜仗。司马懿干脆防守不出。诸葛亮在焦急之下病倒在军营，终于星陨五丈原。
　　有人说，张苞摔伤致死和关兴病亡不关孔明的责任，要怪只能怪孔明运气不好。笔者以为张、关二将的死亡是因为长年征战，得不到休息，身体劳累过度，所以张苞才会失足跌落山涧，而关兴也才会病亡。所以他们二人的死与孔明有着直接的关系。
　　六次北伐，总是轰轰烈烈地开场，万般无奈地撤退。尽管其中不乏精彩之处，但诸葛亮还是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诸葛亮打仗总是忽视实际效果，有的战役看似胜利了，实际上是在赔本赚吆喝。诸葛亮在进攻曹魏时，没有什么具体的绩效目标。大概也就是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长年累月地出兵却总是无功而返，诸葛亮却不进行反思，还是一味死命进攻。
　　两军交战，对于主动进攻的一方来说，只要你没能攻破对方，即便看起来你把对方打得如何狼狈，也不代表你是胜利的一方。诸葛亮可能并没有这样的绩效意识，他长途跋涉，去远征曹魏，其耗费的军力自然要远远多于以逸待劳的魏军。可是诸葛亮却乐此不疲地发动着这样没有实际效果的战争。所以，最后的胜利肯定不会属于诸葛亮。   
　　弄不懂的历史功绩   
　　当我们为诸葛亮赔本赚吆喝的北伐而喝彩的时候，其实也暴露了我们在绩效管理方面的缺陷。这样的缺点同样也表现在了我们对郑和七下西洋的评价中。
　　一提起郑和下西洋，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认为那是一项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伟大功绩。因为郑和的伟大足迹遍布东南亚、阿拉伯半岛、红海……最远到了非洲东海岸。而且，他增进了亚非广大地区之间的友谊，发展了友好的经贸合作关系。然而，谁又能知道，这项壮举对明朝来说，恰恰是一次赔本赚吆喝的行为呢？
　　明成祖朱棣之所以派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获得“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心理满足感。在这过程中，朱棣强征役夫，暴敛税赋。郑和七下西洋过后，长江三角洲的官营手工业户逃亡3/4，使得许多精妙的造船技术就此失传。永乐年间，用于打仗、下西洋、建筑宫殿等“面子工程”的花费是明王朝每年财政收入的两到三倍，明朝财政和国力从此一蹶不振。   
　　现代人的赔本赚吆喝   
　　在中国企业界，有一个“宁让利润，不让市场”的说法，多少折射出一种赔本赚吆喝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企业片面追求市场份额，不计成本地加入价格战的恶性竞争之中。结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彩电当作大白菜卖”。照此下去，中国企业的命运恐怕会像诸葛亮那样，在长期的低效努力中悲惨地死去。
　　除了家电行业，中国民航业也存在着“赔本赚吆喝”的现象。据业内专家介绍，目前国内机票的收支平衡点是６折左右，而市场上却往往喊出３折的惊人低价！
　　国内企业“宁让利润，不让市场”的美好愿望也未必能够实现，往往会发展成“让了利润，丢了市场”。由于缺少产品的价值提升，单纯的打折降价势必不利于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发现，反而使企业自身陷入打折泥潭而不能自拔。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虽然企业在不断降价，但企业的规模却没有上去，利润也没有上去。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赔本赚吆喝”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唯有那些真正具有规模优势的企业才能够采用“赔本赚吆喝”的做法，以此来挤垮别的企业。小规模的企业则只能靠提升技术含量来赢得立足之地。而国内企业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不管自己是不是具备规模优势，都死命地加入价格大战中，结果很快弄得伤痕累累。
　　自从中国加入了WTO，国内企业便要与国际公司进行直接竞争。我们的很多企业自以为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就可以和国际企业进行价格战了，于是便急急忙忙地开始了“赔本赚吆喝”的生意。谁知却被碰了个头破血流。
　　中美航线一直被航空界认为是“黄金”航线。意图进行价格战的国内航空公司在这条航线上亏损连连，其中，国航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国际航空公司，经营中美航线时间最久，几乎年年亏损。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西北航空公司在这条航线上却挣了大把的银子。
　　在中美航线的竞争中，单纯的价格战已经不能起到作用。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周伟调查：对于中国的航空公司来说，用于生产的绝大多数投入要素，如飞机、航材、飞行模拟器、燃料等等都需要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购买。中国航空公司与国外航空公司相比，在飞机、航材等固定成本方面明显不具备优势。而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国内公司规模较小，缺乏市场竞争力，导致很多时候不得不比国外航空公司付出更高的价格。既然成本降不下来，打价格战就只能承受亏损的压力。
　　除了成本压力以外，国内航空公司也面临着服务竞争的挑战。由于国内航空公司的舱位舒适性不足，乘坐远程航班很累，所以头等舱、公务舱客座率奇低。而美方航空公司却相反，头等舱和公务舱的客座率很高，剩余的经济舱的机票就拿出来与中国公司“拼低价”。因此，同样是打折，美国航空公司的机票打折还能赚钱，而中国航空公司的处境则很艰难。     
　　第五篇面子工程害死人   
　　面子工程之一：远征南蛮(1)   
　　根据《三国演义》描述，蛮王孟获反叛，诸葛亮决定亲去平定时，有一个叫王连的谏议大夫不同意诸葛亮的做法，他劝阻诸葛亮：“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乡，丞相秉钧衡之重任，而自远征，所非宜也。且雍闿等乃疥癣之疾，丞相只须遣一大将讨之，必然成功。”孔明说：“南蛮之地，离国甚远，人多不习王化，收服甚难，吾当亲去征之。可刚可柔，别有斟酌，非可容易托人。”后来王连仍然苦劝不止，但诸葛亮根本就听不进去。《三国志》对这段故事也有记载，说当时王连劝谏诸葛亮“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但“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连言辄恳至，故停留者久之”。
　　讨伐孟获，原本只需一员大将足矣。诸葛亮亲征南蛮，属于典型的面子工程。而且既然是“丞相亲征”，出兵的排场也就小不了：赵云、魏延为大将，总督兵马；王平、张翼为副将；并川将数十员，共起川兵五十万，对付孟获区区十万犯境人马。这简直是对蜀国资源的严重浪费。
　　如果“七擒孟获”真能让蛮人永不再反，倒也不失为诸葛亮的一大丰功伟绩。然而，在诸葛亮南征结束后，蛮夷之祸仍然此起彼伏，甚至愈演愈烈。根据《三国志》记载：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三国志》还有一处记载：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
　　由此可见，诸葛亮并没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才干，他的表现充其量可以用“战而不屈人之兵”来形容。诸葛亮南征并没有让南蛮真正心服，那场耗时大半年的“七擒孟获”只不过暂时平息了南蛮人的叛乱而已。诸葛亮所谓攻心之策根本就没有实现过，这也充分暴露了一个事实：诸葛亮征南是一个典型的“面子工程”。
　　诸葛亮为什么会追求“七擒孟获”的面子工程？其根源在于他急于向世人证明他的能力，于是便做了他本不该做的事情。自诸葛亮辅佐刘备以来，其在军事方面的真正贡献还很少，除了赤壁之战前夕赴江东说服孙权以外，几乎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军事成绩。他期待着以一场漂亮的平蛮战役来证明自己的军事谋略，所以也就顾不上别人的反对了。
　　那么，蜀军中还有没有更合适的南征的人选呢？当然有。根据《三国志》记载，蜀将张嶷、马忠都曾征南，并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而且他们的胜利比诸葛亮更牢靠。
　　诸葛亮征服孟获不久，南蛮人杀了越巂郡的太守，吓得新任太守不敢住进越巂郡。后来张嶷被任命为越巂郡太守，他诱以恩情，使蛮夷皆服，颇来降附。后来，张嶷随姜维出征陇西，临阵陨身。“南土越巂民夷闻嶷死，无不悲泣，为嶷立庙，四时水旱辄祀之”。（《三国志.张嶷传》）
　　建兴十一年，刘胄在蜀国南土造反。马忠受命前去平叛，一战而亲斩刘胄，平定南土。之后马忠长期驻守民夷混杂之处，使得南夷不再敢有人造反，他因此也被刘禅封为镇南将军。“马忠为人宽济有度量，但诙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处事能断，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及卒，莫不自至丧厅，流涕尽哀，为之立庙祀，迄今犹在”。（《三国志.马忠传》）
　　无论是张嶷，还是马忠，他们都只是用少量的地方守军就平定了南蛮人叛乱，比起当初诸葛亮的五十万大军，数十员大将来说，此二人的投入产出比绝对要高于孔明。而且他们对南方少数民族都恩威并用，管理有方，维持了蜀国南土的安定，所以深受各民族群众的拥戴。比起孔明烧死三万藤甲兵的凶残手段，此二人更懂得攻心之术。由此看来，孔明“虑诸将才不及己”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是而已。
　　中国历史上似乎很流行最高领导人亲自远征的风气，其中有不少御驾亲征完全出于“面子”工程。
　　比如明成祖朱棣，一生共发动了五次御驾北征，以清除漠北蒙古势力的威胁。第五次北征时，朱棣已65岁，且久病风痹，却仍坚持亲征于人烟稀少的荒漠中，不过此次并没有寻找到鞑靼军的踪影。只好返程。行至途中病情加重，7月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   
　　面子工程之一：远征南蛮(2)   
　　明武宗朱厚照更是个好面子工程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宁王宸濠起兵造反，于是他决定御驾亲征，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也就是他自己——南征讨逆。其实叛军势弱，根本用不着皇帝亲征。当大军到达涿州时，大将王守仁已活捉了宸濠报捷，告诉皇帝别再南征。这下朱厚照可不高兴了，其爪牙欲逼王守仁放了宸濠，等待皇帝擒拿。王守仁深知放虎归山的危险，于是他为了满足朱厚照的面子工程，便重新报捷，表示是“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把皇帝的宠幸们都列入捷报。   
　　面子工程之二：北伐中原   
　　张嶷、马忠先后镇守南土时，诸葛亮正在进行着另一项更大的“面子工程”，那就是北伐中原。
　　按说诸葛亮身为丞相，应该以管理国务为重。但他毕竟是一个有宏图大志的人，早在青年时期就自比管仲、乐毅，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境，震荡宇内。所以他怎能甘心只是老老实实做一个平庸的丞相？
　　然而孔明的才能与他的宏图大志实际上还相去甚远，若只做一个丞相应该还算称职，但要做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则有很大的难度，因为他在打仗方面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用陈寿的话说：“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诸葛亮传》）。也就是说，诸葛亮擅长治军，但缺乏打仗的奇谋；他治理内事的才能要远远高于军事谋略。只可惜诸葛亮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反倒认为除了自己，蜀国就没有什么军事人才了。诸葛亮担心在自己死后，蜀国没有人能够“韬涉中原、抗衡上国”，所以便连年用兵，屡耀其武。再看诸葛亮所进攻的对象——曹魏政权，其正值国力旺盛，兵精粮足，猛将如云。凭诸葛亮之才和蜀国之弱小国力，去攻克强大的曹魏政权，无异于自取灭亡。
　　诸葛亮搞错了自己的定位，放下丞相应该做的工作不去做，却去亲自带兵打仗，而他又不能认清自己不具备优秀军事指挥员的素质，所以才把北伐中原的“面子工程”作为自己的事业去经营，结果糊里糊涂陷入了自己编制的美丽幻境中，幻境的背后便是无法自拔的泥潭。
　　诸葛亮的“面子工程”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且诸葛亮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屡次北伐掏空了蜀国的国力，给后继者姜维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姜维能力更逊于孔明，而且他也无法阻止刘禅重用宦官黄皓。眼看着蜀国因此而衰败，姜维却继承孔明的遗志而北伐中原，使得蜀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国力不能为继。终于导致了蜀国的灭亡。
　　重蹈像诸葛亮覆辙的后代领导人也大有人在，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工程，而不顾自身实力亲率大军远征，结果招致惨痛代价。
　　隋朝炀帝时，曾三次御驾亲征，攻打高丽。隋炀帝不顾国内危机四伏，强行亲征高丽。沿途已有大批士卒逃亡。虽然第三次亲征获得胜利，隋朝的水军打败了高丽军队。但国内农民起义烽烟四起，隋炀帝无心再战。不得不班师回朝。三次亲征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为大隋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明朝英宗在位时，重用宦官王振。正统十四年（1449），瓦刺也先率兵犯边，王振认为这是扬威远方的机会，也是进一步提高自己在朝廷中威信的机会，于是怂恿英宗贸然亲征。英宗自己也想重现曾祖父成祖扫荡漠北的辉煌，于是此不顾大臣们的劝谏，草率亲征。结果，明朝50万大军被瓦刺3万骑兵冲垮，王振不懂军事，指挥失误，导致全军覆没，英宗只好束手就擒。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   
　　现代人的面子工程   
　　中国人好面子，中国人的“面子工程”也是出奇的多。诸葛亮如此，我们现在的地方政府领导也是如此。
　　如今的地方政府领导，不喜欢默默无闻地低头干事业，稍微有点成绩便想让上级领导知道。为了得到上级的承认，就在“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贴金工程”、“政绩工程”上下功夫。动不动就要搞什么“世界第一”、“亚洲之最”，根本不管地方财政力量是不是允许。结果不仅把地方财政搞得一塌糊涂，还把很多财政负担转嫁给了地方上的人民群众。很多地方的百姓说“政府盖幢楼，百姓背座山”，“一年政绩债，十年还不清”。
　　江苏省某市耗资100万元建起了一座“最大公厕”。该公厕采用了目前国际上流行的钢架结构，内部的瓷砖、玻璃等装饰材料都属高档次的，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而此时该市很多居民正为附近没有普通厕所而犯愁呢。
　　原在安徽阜阳当市委书记、后来升任安徽省副省长的王怀忠，是国内面子工程的代表人物。根据《南风窗》杂志报道，20世纪90年代初，王怀忠提出了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与之相匹配的是“大机场”计划，目的在于提升阜阳的“国际形象”。他向安徽省民航局提出，保证上座率在60%以上，如果客源不足由阜阳地方财政补贴。从1995年动工到1998年完成，阜阳机场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3.2亿。结果机场建成后，客流量少得可怜，2002年阜阳机场旅客吞吐量总共为920人次，每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加上190多名员工的工资和庞大的运转、折旧费用，徒有其表的“大机场”成了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据估计，王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到期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结果，从1995年到2000年6年间，阜阳GDP同比没有任何增长。
　　大量的政府官员热衷于“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实际上是扭曲了政府的职能。那么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他的《自由选择》一书中提出，现代市场经济下国家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和帮助贫困人员。而我党也一直强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地方官来说，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才是真正的绩效目标。人民群众希望政府加强就业保障，改善就业环境，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然而，在某些官员眼中，为群众谋利益是不容易被上级领导看见的事情，所以就放弃了这些神圣的工作，转而去追求那些能够起到“轰动效应”的项目之中。一时间，各地政府都开始招商引资，大兴土木，唯恐上级领导看不见自己的成绩。
　　根据《南风窗》杂志报道，1995年阜阳飞机场扩建工程正式动工，阜阳市的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农民每人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从当年起，阜阳市委市政府开始下达硬性财政收入指标，某乡镇曾经发生过一起乡长带枪强收提留款打死村民的事件，而王对此不闻不问。
　　一个与王怀忠关系“很近”的县委书记坦言，王怀忠在一次酒后向他附耳传递了几句“箴言”：“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就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领导）看到政绩。”
　　像王怀中这样的“政绩”干部其实还大有人在。建设部官员在2004年09月25日披露，中国662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形象工程”。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王天锡说，由于一些城市长官意志严重，不按科学态度搞建设，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仍较为突出。宽马路、大广场、豪华办公楼等，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他举例说，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一个5万人口的城市，却要修能容纳6万人的大广场的笑话。   
　　面子工程的文化背景   
　　诸葛亮时代已经过去近二千年，诸葛亮所经营的面子工程至今还被人们赞颂着，“征南蛮”和“伐中原”成了后人眼中的丰功伟绩，而司马懿这个真正的“里子工程”的代表人物却被后人当作了诸葛亮的陪衬来看待。
　　崇奉诸葛亮的中国人，自然是热衷于面子工程人。从古代到现代，都有无数中国人活在面子工程中。或许这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弊端吧？
　　中国人好面子，所以中国人非常在乎自己的成绩排名。中国的孩子在美国上学，有家长向老师问起自己孩子的成绩排名，老师往往拒绝回答。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老师认为搞成绩排名会助长孩子们的虚荣心，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中国人好面子，所以中国人的婚礼非常讲究排场。不管家里是不是有钱，都要硬着头皮大摆宴席。用豪华轿车迎亲几乎成了婚礼上不可缺少的风景，婚礼蛋糕从3层增到9层、11层，有人还邀请歌手、乐队甚至是模特队前来助兴表演。有婚庆公司的老板说，如今中国人办婚礼，就像是在比着花钱。天津新报主办了“天津市首届婚庆主持人大赛”，为了回报社会，比赛中的35位金、银奖得主希望为一些贫困家庭义务主持婚礼。结果只有一位主持人得到过一次这样的机会。难道是天津就没有贫困家庭了吗？当然不是，之所以婚庆主持人的善意的不到领情，原因是没有家庭愿意说自己是贫困家庭，他们觉得这会很没有面子。
　　有人说，现在中国人买车，不完全是做代步工具，很大程度是买给街坊邻居看的，是“面子工程”。在欧洲汽车市场，高档小型车很成功。欧洲人只是把汽车当代步工具看，追求的就是实用性。而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是：喜欢四平八稳的三厢车，内饰要漂亮，配置要高档，注重车的静态表现，而不太注重技术含量。所以高档小型车在欧洲流行，在中国却卖不好，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小型车不高档，开小型车很没面子。总之，中国人要的是大车，开大车才有面子。为了所谓的城市形象，中国许多大中城市竟然限制小排量的汽车上路。最近中国中央政策研究部副主任郑新立在北京透露，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制定旨在节能环保的新的汽车消费税政策，称新政策不久便会出台。其实，这样的政策早该出台了。
　　在中国做生意，面子很重要。如果你能和对方一把手搞好关系，让他感觉到很有面子，那么你的生意就成功了一半。海龟派精英王维嘉先生在谈论中美企业家的区别时说，中国的CEO要花时间喝酒、打球、聊天，因为整个商业环境当中，面子变得无比重要。所以，在美国，一个大的客户来时，陪吃饭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中国，如果不陪吃饭就完蛋了。
　　中国人好面子，即使在大难临头时也要把面子摆在首位。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因擅自进行石油期权交易，而遭国际投机大鳄伏击，使得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屡屡追加保证金且面临爆仓的危险。但陈久霖却在庆祝酒会上强作欢颜，谈笑风生，继续摆出一幅年薪千万的精英模样。他的装腔作势掩盖了公司的危机，使得公司错过了最佳的平仓机会，最终把公司逼到了清仓破产的边缘。
　　日本与中国在文化方面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日本的企业也有好面子工程的，但日本企业往往能够及时进行反思，很快地从面子工程中走出来。在日本有“经营怪杰”之称的北田光男，做煤矿生意时，已经发现有石油冲击，必须改行，却为了面子问题，继续苦撑，终于导致企业破产倒闭的命运。经过这次沉痛教训，北田光男在后来的经营中不再为面子而固执己见，而是扎扎实实，努力经营好“里子工程”，不断获取实实在在的利润。经过一番努力，他所创立的电器株式会社，现已成为日本最大的零售企业之一。   
　　诸葛亮的自我“包装”   
　　谁也不能否认诸葛亮的才华横溢。但谁又能注意到诸葛亮对自己的过度“包装”呢？
　　年轻时代的孔明，躬耕南阳时，就以卧龙自居，喜欢做《梁父吟》（一种词牌名），他经常指着自己身边的朋友说：“你们可以做到刺史、郡守。”别人问起他的志向时，他总是笑而不答。每每以管仲、乐毅自比。
　　管仲、乐毅分别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名人，此二人本是不同类型的人，管仲以治理国家见长，而乐毅则以统兵打仗为擅。而诸葛亮则认为自己可兼具此二人之长。这的确有些太过夸张了。但诸葛亮的自我包装却使很多人对他大加叹服。司马徽就认为，诸葛亮比管仲、乐毅还要厉害，司马徽甚至把诸葛亮比做是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旺汉四百年的张子房（张良）。
　　诸葛亮给自己的服装设计是“头戴冠巾，身披鹤氅。”因为这样比较符合智者形象。而且诸葛亮自出隆中辅佐刘备以后，继续不断地包装自己，营造一种神秘莫测的氛围。
　　如果谁总是在冬天扇扇子，你一定会认为他可能是疯了。可诸葛亮恰恰就是利用一年四季都“手摇羽扇，独坐轮车”来打造他的智者形象。偏偏我们也就认可了这样的智者形象。可谁又能想到，这样常年坐车，容易导致运动缺乏，并造成腿部肌肉萎缩、坐骨神经疼痛等问题呢？
　　诸葛亮的自我包装越来越过分，后来甚至到了吹牛的地步。诸葛亮率军与零陵大将邢道荣对阵，诸葛亮用扇子指着邢道荣说：“吾乃南阳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万之众，被吾聊施小计，杀得片甲不回。汝等岂堪与我对敌？”邢道荣大笑说：“赤壁鏖兵，乃周郎之主谋，干汝何事，敢来诳语！”
　　鲁肃向诸葛亮讨要荆州的时候，诸葛亮就表明自己是赤壁之战真正的英雄，他说：“况且赤壁之战，要不是我军协力，加上我巧借东南风，他周瑜不要说是展半寸之功了，或许早被曹操将二乔置于到铜雀宫了，即使你鲁肃的家小，恐怕也是难保。”
　　诸葛亮的形象虚高给他自己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既要做管仲去治理国家，又要做乐毅去统兵打仗。由于精力有限，结果这两样都没怎么做好。
　　诸葛亮的老对手司马懿，是一个不喜欢做秀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总夸诸葛亮是“天下之奇才。”常叹曰：“孔明之才，吾不如也！”总之，他把表面上的风光全都让给了诸葛亮，但打起仗来却毫不含糊。
　　司马懿抬高诸葛亮的水平，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这样即使自己偶有失败，也容易得到别人的谅解。诸葛亮与司马懿正好相反，他总是吹自己才高八斗，天下第一，所以他所承受的压力更大，也就更经不住失败的打击。后来，诸葛亮动不动就口吐鲜血，昏倒在地，这都与他自己过度做秀而给自己造成的心理负担有关。   
　　断了退路的做秀者   
　　有人说，中国人是一个内敛而谦虚的民族。这话不完全对。在某个时期，中国人是非常张扬的。拿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来说，他们看似不羡仕途，坚决与官僚划清界限。但他们却奇装异服，故意做出一幅放荡不羁的样子，有时还驴鸣长啸。他们不是真正的隐士，因为别人随时还能找到他们。当然即使你找到他们，他们也未必和你合作。他们会羞辱前来拜见自己的客人：“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服，你走进我的屋子，就是钻进了我的裤裆。”
　　“竹林七贤”的行为就是做秀，是为了引起别人的重视。七贤之中，有的果然受到政府重视，而封以官位。有的则惹怒了当权者，引来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可见，做秀也要恰到好处，要善于顺台阶下。否则就会把自己逼到绝路上。
　　魏晋之后，文人中的做秀者少了，因为害怕政府迫害。但皇帝中的做秀者多了。
　　唐玄宗李隆基，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在走向浮华和迷恋女色的同时，他开始了自己的个人做秀，专心于书法和音乐的研究。他是唐代隶书代表人物，现存作品有立于西安碑林的书刻《石台孝经》和刻于泰山之上的《纪泰山铭》。李隆基在音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唐代著名的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就是他的杰作，代表了我国古代音乐史上歌舞音乐的最高水平，是流传千古的不朽佳作。只可惜他只顾得做秀而耽误了国事，给安禄山造成了可乘之机。安史之乱突然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李隆基的好日子就此结束。
　　南唐后主李煜，也是一边做秀，一边享受奢靡生活。他工书法，善绘画，精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过度做秀自然会影响治国大计，所以他很快作了赵匡胤的俘虏。投降以后的李煜，更加词情大发，写了不少流传后世的词。不过这些词大都在表达对亡国的深痛，对往事的追忆。所以引起了宋太宗的不满，派人把李煜毒死了。
　　宋徵宗赵佶，也是一个会做秀的主。在书法上，他所创“瘦金体”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成为历代楷模；在绘画上，山水、人物均有涉猎，尤其擅花鸟画。他勤于创作，被后世公认为承前启后的“大家”。只可惜这个做秀高手命运悲惨，被金人掳到天寒地冻的北方去了。
　　明朝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处理国家大事时糊里糊涂，但有一手极好的木工活。他好造漆器、砚床、梳匣等精巧器具，尤在雕刻上见工夫，作品施以五彩，精致妙丽，出人意表。做秀的皇帝不愿意治理朝政，于是把大权交给宦官手上，使得明朝江山日落西山。在他死后，崇祯继位，接过来的已经是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了。   
　　企业家形象虚高的惨重代价   
　　企业家，本是经济社会中最直接的逐利者，其目的就是获取最大的利润。但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一点，不小心就为他们戴上了“英雄”和“精英”的帽子。而这些企业家也乐得享受“明星”般的待遇，他们所领导的公司也被人们寄予了厚望。殊不知，在企业家形象虚高的背后，企业的经营风险也正与日俱增。终有一天，企业家会像诸葛亮一样，为自己的“形象透支”而付出巨大代价。
　　一度被称作为中国首富的南德集团前主席牟其中，曾经以与苏俄“联合投资、研制、发射”卫星；用货易货的方式置换苏俄客机而轰动商界。“牟其中现象”被学术界作为专题研究，“南德文化”被无数企业奉为商战秘籍。牟其中成为了中国“一代儒商”的佼佼者，不仅两次登上“世界经济论坛”，也成为各大学争相礼聘的客座教授。然而，牟其中的豪迈多有华而不实之嫌，如“华尔街办银行”、“中美俄放卫星”、“再造北方香港”、“炸开喜玛拉雅山”……
　　1997年9月，一篇《大陆首骗牟其中》的文章出现在了《市场法制导刊》97增刊上，引起全国一片哗然；在这不久之后，《南方周末》一版头条又刊出记者质疑：《牟其中：首富还是首骗？》，从此牟其中走下了“首富”神坛。2000年8月被司法机关裁定犯信用证诈骗罪，并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时间，“首富”成了“首骗”，牟其中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近来有人对那时的判决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认为牟其中完全可以翻案。假如果真如此，牟其中的“南德文化”恐怕也未必能恢复到往日的辉煌。
　　科利华公司董事长宋朝弟，将“量子理论”运用到信息产业和未来的知识经济社会中，他认为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量子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不连续、不确定和跳跃的，如同量子力学中的量子，呈一种波动的趋势。由此他认为他的企业也是可以跳跃的。1999年，科利华借大肆炒作《学习的革命》一书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同时以1.34亿元资金收购了股票市场上的“壳”资源——阿城钢铁。同年，宋朝弟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富豪第十名。未曾想，喜欢“量子跳跃”的宋朝弟这次跳进了陷阱里。在重组阿城钢铁时，他才发现该公司隐瞒了大量的债务，从此科利华给自己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当初的高价网络股已经龙落到了今天的“ST龙科”，科利华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     
　　第六篇错把投机当投资   
　　诸葛亮的投机之路   
　　谁也不能否认，诸葛亮是有才华的。但才华横溢的诸葛亮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却走的是一条投机之路。
　　什么是投机？投机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胜利寄托在对手的失算上，却丝毫不考虑天时、地利、人和。
　　诸葛亮的第一次投机是投靠刘备，并获取刘备的信任。尽管《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都有关于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但史家对此是有所争议的。有学者认为，是诸葛亮先去向刘备推销了自己，然后刘备才反过来主动邀请诸葛亮的。
　　按下上面这个有争议的故事不说，单讲诸葛亮的《隆中对》。这本是一个华而不实的战略方案，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隆中对》存在致命的缺陷。但就是这么一个闭门造车弄出的玩艺儿，却打动了刘备，使刘备对诸葛亮五体投地。也使后人把《隆中对》奉若致宝，甚至还把它编进了教科书中。可以说，诸葛亮的第一次投机成功了。
　　在这以后，诸葛亮又进行了多次投机，比如承诺把荆州归还给东吴但又故意拖延；命令关羽攻打樊城以解荆州困局，但却不派兵增援关羽；远征南蛮，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等等。只可惜这些投机大都收效不佳，有的还招致惨败结局。
　　诸葛亮对东吴失信，导致孙权投靠曹操，而孙刘联盟则进入了最低潮时期；关羽攻打樊城，使得荆州后防空虚，结果被东吴人吕蒙钻了空子，于是，荆州被东吴占领，关羽也被杀害；七擒孟获虽然取得胜利，但动用五十万人马，数十员大将，耗费9个月时间，还烧死南蛮人三万藤甲兵，使得安抚少数民族的计划泡汤，七擒孟获失去了“心战”的意义；六出祁山则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投机行动，不仅连年出兵却无功而返，还耗尽了蜀国的国力，最终导致了蜀国的衰败和灭亡。
　　总之，除了第一次投机获取刘备信任外，诸葛亮的其他投机行为基本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中国式投机   
　　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交锋，就像两个人下棋，诸葛亮明知自己实力不济，但却偏要和对方下棋，还幻想着对方可能会出昏招。总之是把胜利寄托在对方的误算上。
　　司马懿这个人，是一个长线投资者，他的每一次出战都是依靠了强大的天时、地利、人和，最大程度地调配了自己所需要的资源。诸葛亮希望司马懿出昏招，可司马懿却表现的滴水不漏。所以，诸葛亮在司马懿面前的投机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了。
　　中国人喜欢自作聪明，所以常常不自量力地去投机。中国人甚至敢在神仙面前进行投机，这从我国传统民俗中就可窥见。比如送灶，腊月二十三日，老百姓认为灶王爷便要升天，去向天上的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的善行或恶行。所以家家户户都摆上桌子，向设在灶壁神龛中的灶王爷敬香，并供上用饴糖和面做成的糖瓜等。据说这样可以用糖塞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别在玉皇大帝面前说坏话。
　　清朝义和团，开始是一帮练气功的人，后来不知怎么，就相信自己具有刀枪不入的特异功能了，于是决心扶清灭洋，以血肉之躯冲向枪林弹雨。结果投机失败，义和团付出了血流成河的代价。
　　前些年中国又一次兴起了特异功能热，这次的大师们比义和团还要玄乎，据说能改变导弹的航向，更别说治病救人了。按照大师的理论，似乎中国人不需要辛辛苦苦搞科技，只要大家好好练功便能屹立于世界了。这种投机理论还真唬住了不少人，甚至连一些真正的科研工作者也都相信了特异功能。庞大的练功队伍，说明了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投机心理。   
　　中国人炒股：一种搏傻的游戏   
　　中国人的投机，反映在国内股市，则明显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搏傻心理，即明知股票没有投资价值，却还要冒险介入，希望还有更傻的人来给自己“抬轿子”。所以，中国股民大都是热衷于短线炒作的投机分子，很少有人愿意成为价值投资者。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股民很少用“投资”二字来形容自己的行为，他们最多用的是“炒股票”三个字，整个就是一种纯粹的投机行为。由于大部分股民都是投机分子，所以很少有人关注股市的机制健全问题。也难怪吴敬琏先生曾撰文《何处寻找大智慧》，批评人们对行情关注太多，抨击出版界只知道出版关于炒股技巧的书籍。
　　在国内股票的投机风潮中，股民并不是唯一的投机主体。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管理层、媒体等均脱不了投机的嫌疑。上市公司的投机目的是“只圈钱，不改制”；证券公司的投机目的是上市前的“虚假包装”和上市后的“行情操纵”；管理层的投机目的在于“重上市公司利益，轻股民利益”；媒体的投机目的在于“只关注行情，不关注体制”。总之，中国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是全民性的。
　　当初管理层的主要目的是为国有企业找到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同时也能推动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但这一想法却没有照顾到股民们的利益。导致新股发行定价过高，股票投资空间有限，股民们只好寄希望于“博傻”的游戏中。
　　中国股市发展已经十多年，但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企业的体制改革依然进展缓慢。而且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利用一股独大的有利地位，操纵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由于圈钱来的容易，而且还不影响自己的绝对控股的地位，很多企业依旧延续过去的经营模式，不思进取，滥用募集资金，随意进军不熟悉的领域。结果大部分上市公司都不能完成自己的盈利目标，并且导致经营业绩连年下滑。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不会从体制改革上入手，而是千方百计地寻求新的圈钱之道。发行新股募集的资金用完后，他们会想出配股的办法，配股以后又会想出增发的新招。
　　眼看上市公司经营不尽如人意，再融资又遭股民用脚投票，国有企业即将遭遇新的资金恐慌，管理层又想出了国有股减持的办法。但由于国有股减持并不能改变第一大股东继续操纵上市公司的现象，此方案被认为是又一次圈钱运动。所以，国有股减持方案在小范围试点后便告失败。
　　证券市场发展到2005年，人们才开始真正重视市场的体制问题。管理层把“股权分置”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抓，试图真正改变过去上市公司只重圈钱，不重改制的局面。只可惜投资者等待这一刻的时间太久了。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舆论在向老百姓宣传证券市场的时候，过多地偏重于股市的投机套利功能，很少探讨股市的投资功能。媒体不厌其烦地回顾着第一批股民发财的故事，根本不提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问题，导致整个市场陷入疯狂的投机风潮，国内股票的市盈率远远高出西方国家的股票。   
　　股市里的投机奇观：“涨停板敢死队”   
　　股市中的庄家很像诸葛亮，他们屡屡强行发动上攻行情，丝毫不顾及上市公司的业绩情况。庄家、主力的操盘手们则一个个自诩为“赛诸葛”、“小孔明”，他们置基本面情况而不顾，一味寻求投机取巧之门道，试图以概念炒作来刺激市场，以假消息来诱骗股民，以技术陷阱来攻克中小散户的钱袋。
　　在早年的中国股市，缺乏经验的股民们的确很容易被各式各样的概念、题材和市场传言所蛊惑，掉入眼花缭乱的技术陷阱中。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股民队伍日渐成熟，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股市里题材泛滥，概念生硬的现象，开始尝试更加冷静的投资方式。他们不再是可以被轻易玩弄的“孟获”，而是越来越具有了“司马懿”式的才智。
　　眼看着股民们趋向理性，一些庄家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试图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于是干脆抛弃了所有的题材和概念，利用巨额资金猛冲猛打，不断拉升股价，连续制造涨停板行情。人们把这一类型的庄家称之为“涨停板敢死队”。
　　在股市大盘绵绵阴跌的日子里，恐怕也只能有“涨停板敢死队”给投资者些许幻想了。在250多个交易日中因涨停上榜270余次的银河证券宁波解放南路营业部，被称为是“涨停板敢死队”的大本营，自2004年年初以来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对象。媒体总在不厌其烦地报道着“涨停板敢死队”所进攻的股票，咨询机构在执著地预测下一个有可能被“涨停板敢死队”相中的股票，被套牢的股民则在为“涨停板敢死队”摇旗呐喊，还有人在网上兜售“涨停板敢死队”的操作秘籍。
　　然而，当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涨停板敢死队”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终归是要被消灭掉的。连诸葛亮那样聪明的投机者都难免失败，这些“涨停板敢死队”又怎能幸免于难？虽然他们也能把孟获这样无知的蛮汉股民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如果遇到司马懿这样的长线投资者，他们便一定会走进穷途末路。根据本人的分析，“涨停板敢死队”的死法大概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死法：不断急攻急退，导致资金损耗殆尽
　　“涨停板敢死队”是典型的游资群落，根本没有长期投资的耐心。他们的炒作手法还是沿袭了最原始的搏傻式杀人游戏，即纯粹凭借资金实力拉高股价，然后突然抛给前来“抬轿子”的人。和那些勾结上市公司来操纵行情的庄家相比，“涨停板敢死队”的操作手法更加直接，更加干脆，他们实际上是把宝押在别人的愚蠢和失误上，就像诸葛亮把胜利押在司马懿的失算上一样。但在投资者日趋理性的今天，这样搏傻的结果往往是把自己弄傻。只要其他投资者能沉得住气，使出司马懿对付诸葛亮的坚壁清野之方法，坚决不碰“涨停板敢死队”所攻击的股票，那么这些敢死队员就会无功而返，而且不得不白白损失交易手续费。
　　第二种死法：被技术指标的“假象”毁灭
　　“涨停板敢死队”未必真的敢于“死亡”，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赚钱而不是赔钱。在他们连续拉涨停的过程中，一旦接近上次的成交密集区，便会很快折返后撤。比如，双鹤药业在连续7个跌停板后又被连续上拉6个涨停板，第7个涨停板没能完成便又重回跌途。进攻者心里明白，上次的成交密集区就是套牢密集区，如果多走一步，便会为别人充当解放军而把自己套入其中。于是，他们选择的进攻目标往往是跌幅已经很深、即使拉几个涨停也还远离成交密集区的股票。如同诸葛亮伐魏不敢采用魏延的奇袭计划，因为整个大战略就已经很投机了，小的方面就不得不小心一些。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据说“涨停板敢死队”购买了一套非常厉害的分析软件，用以设计技术陷阱以伏击散户。即便如此，对他们来说也充满了风险。在资金链普遍吃紧的时候，不计成本地抛售股票是很多老庄家的自救策略，假如“涨停板敢死队”碰上了这样的股票，十有八九会遭到伏击而尸横遍野。
　　2004年5月12日，“涨停板敢死队”将桂东电力拉至涨停板，当天解放南营业部买卖金额达到1600.71万元；5月13日该股在冲击涨停板15.50元时，被巨量抛单打到13.65元，5月14日，“涨停板敢死队”仓皇出逃，导致桂东电力跌停收市。
　　第三种死法：因违规而被处罚，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无论是战争，还是投资交易，都有一定的游戏规则。谁违背了这个规则，谁就会遭到惩罚。
　　诸葛亮违背了信用承诺，结果引来东吴的加倍报复，蜀军就此元气大伤。“涨停板敢死队”也违背了投资交易的游戏规则，所以也必败无疑。
　　根据我国1999年7月1日实施的《证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禁止任何人“通过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我国《刑法》第182条之规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收益或者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而涨停板敢死队具有明显的股票操纵特征，已经违反了《证券法》和《刑法》的有关规定。   
　　职业经理人的投机冒险   
　　不只是普通的股民有着严重的投机情结，很多职业经理人也被投机心理所左右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航油集团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便是这样的人物。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取得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授权后，自2003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在此期间，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搞金融的人都知道，期权交易是一种以小博大的杠杆交易行为，其风险是现货交易的几十倍。陈久霖和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了合同。陈久霖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没想到国际油价一路攀升，陈久霖很快便被严重套牢。
　　做过期货的人都知道，没有谁能在这个市场上永远赚钱，而被套牢则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只不过如果你能及时斩仓，则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风险。显然陈久霖并不具备忍痛割肉的勇气，他总是幻想行情能向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每每在平仓的一瞬间又改变了自己的计划，转而追加新的保证金进去。然而，市场行情是无情的，它往往会站在幻想者的对立面。油价继续飙升，使陈久霖的损失不断放大。每桶油价每上涨1美元，陈久霖就要向银行支付5000万美元的保证金，导致新加坡公司现金流量枯竭。在不断加重的亏损面前，陈久霖几乎已经失去了理智。至到公司的保证金全部赔进去的时候，他才想到要向集团汇报。
　　当集团公司得知这一噩耗的时候，局面已经很难控制了。陈久霖的希望是，集团公司能够继续帮助新加坡公司追加保证金，但集团还有哪个领导敢冒这个风险？所以他们没有“救陈久霖一把”，而是忍痛下令全部斩仓出场了。这次由陈久霖造成的损失高达55.4亿美元。事后陈久霖很委屈地说：如果再给我5000万美元，我就能挽回损失。陈久霖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就在他斩仓不久，国际油价就大幅回落了。
　　实际上，陈久霖的那个“如果”是根本不成立的。油价之所以会回落，其主要原因是国际投机基金借陈久霖斩仓之机而获利了结。那么，假如陈久霖重新追加5000万美元的保证金，是否就能挽回损失呢？当然不是。因为陈久霖进行的市场外交易，他早已被国际炒家给盯上了。中航油的钱再多，也多不过这些国际炒家。你陈久霖追加5000万保证金，人家国际炒家就可能再追加5亿美元的保证金。总之，不把你打爆仓，对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产业发展救不了投机事业   
　　在经历了多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终于意识到了攻打曹魏的难度，为了稳扎稳打，诸葛亮在第六次北伐时采用了分兵屯田的策略，打算久驻而战。看起来这是一种消除投机的稳妥战略，但这依然挽救不了诸葛亮失败的命运。因为他已经踏上了投机的不归路，局部的弥补措施对于消除投机风险是无济于事的。
　　很多人读《三国演义》时，曾为诸葛亮扼腕叹息：如果诸葛亮能多活几年，他的分兵屯田之策一定解决将士的粮草问题，因此也就一定能够最终打败司马懿。然而，这又是一个天真而幼稚的想法。试想一下，远道攻伐，士兵已经相当疲惫了，再命令他们在敌人的眼皮下屯田种粮，他们能种得好吗？再说，蜀军本来就人少将寡，动用所有兵力都无法攻克曹魏，更别说分兵屯田之后能有什么战斗力了。所以，这种一心二用的战略注定也是要失败的。实际上，当诸葛亮发现这一所谓的稳妥方式其实并不稳妥的时候，他便万念俱灰了。这也便是他病死五丈原的直接原因之一。
　　曾经是中国股市一面旗帜的新疆德隆公司，也如诸葛亮一样，试图以投资弥补投机风险。德隆以炒股起家，很快成为股市里的庄家，后来搞了一些产业投资，如收购了一些上市公司，希望以此来化解其因操纵股市行情而带来的投机性风险。
　　不过由于德隆在产业经营方面并不专业，其收购的上市公司大都业绩平平，丝毫不能冲淡整个德隆集团的危机。于是，德隆不得不继续在股市投机上加码，其入主重组的德恒证券公司违规操作，以3%-23%左右固定收益率的承诺开展资产管理业务，进行疯狂的高额融资，非法吸收资金208.9亿元，这些钱主要用来维护德隆手中股票的价格。
　　有人说，德隆系股票和其他庄股不太一样，因为德隆是做产业的。然而，德隆做产业并不专业。德隆在骨子里还是投机炒股票的。介入产业投资掩盖了德隆的投机行为，却不能化解德隆的投机风险。所以，后来德隆还是失败了，而且几乎是全军覆没。     
　　第七篇雄辩之误   
　　“舌战群儒”的逻辑推理(1)   
　　中国人历来对雄辩者抱有好感，总认为雄辩者必然拥有着出众的智慧。然而当我们将目光瞄向历史纵深处时，就能发现，雄辩者往往在把人们引向伪智慧的误区。
　　“舌战群儒”原本就是一出伪造的故事。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诸葛亮赴江东主要是为了面见孙权（所以他没有必要去“舌战群儒”）。虽说诸葛亮曾在孙权面前使用激将法，但最终促使孙权下决心抗曹的关键人物并不是诸葛亮，而是江东大将周瑜。至于“舌战群儒”，史书中并无记载，估计是出自于民间说书艺人们的艺术加工。这种艺术加工的故事，读起来似乎很让人过瘾。但仔细推敲之后，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的漏洞。只不过，几百年以来，人们习惯于沉浸在阅读“舌战群儒”的快感中，却把事情的逻辑关系忘却了。
　　如果读者喜欢推敲逻辑关系，那么就不会相信“舌战群儒”这样的故事，而且也应该把“舌战群儒”当成一个反面教材来对待。
　　第一项推敲：“舌战群儒”有没有必要？
　　诸葛亮赴江东，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服孙权。但是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却花费了很多时间去“舌战群儒”，简直是在舍本取末。如果说，孙权打算根据孔明与江东谋士们的辩论结果来进行军事决策，那么“舌战群儒”就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而事实上，孙权只是想单独听取诸葛亮的意见。由此看来，“舌战群儒”的确是多此一举的行为了。
　　江东大将黄盖规劝诸葛亮：“愚闻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何不将金石之论为我主言之，乃与众人辩论也？”可见黄盖已经看出“舌战群儒”只是徒费口舌而已。黄盖还斥责张昭等人：“孔明乃当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难，非敬客之礼也。曹操大军临境，不思退敌之策，乃徒斗口耶！”。这句话何尝又不是说给诸葛亮听得呢？言下之意便是：既然你孔明是当世奇才，就不要在这里斗嘴了，赶快为我家主人出谋划策吧。
　　第二项推敲：“舌战群儒”有没有成效？
　　既然“舌战群儒”不会影响到孙权的决策，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还会去浪费唾沫呢？《三国演义》认为，“舌战群儒”是张昭等江东谋士所挑起的争端，而诸葛亮的回应主要是为了灭掉这些谋士们的威风。《三国演义》曾描述道:孔明自思张昭乃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若不先难倒他，如何说得孙权。也就是说，孔明把难倒对手当作了说服孙权的必经之路。这样的想法自然是非常幼稚的。试想一下：在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讨论会上，岂能把相互为难当成是辩论的目的？
　　按照《三国演义》的安排，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大获全胜，江东谋士们一个个哑口无言且灰头土脸。在我看来，“舌战群儒”是一场未分胜负的辩论。江东谋士们仅仅是一时“语塞”而已，他们并没有心悦诚服。所以这场辩论并不意味着孔明的胜利。
　　假如诸葛亮通过“舌战群儒”让江东谋士们在孙权面前彻底失语了，那么“舌战群儒”就卓有成效。而事实上，一时“语塞”的江东谋士们并没有在孙权面前失语，而是继续阻挠孙刘联盟，并且搞得孙权举棋不定。若不是孙权的母亲吴国太提醒请出周瑜来，孙权的决策是无法出台的。
　　第三项推敲：“舌战群儒”有没有负面作用？
　　“舌战群儒”并不是一个有理有节的辩论，倒像是一场不断升级的骂战，发展到后来，便变成了夹带着人生攻击的唇枪舌剑。这样的“舌战群儒”岂能不伤了和气？
　　在诸葛亮与江东谋士的争辩中，对方的表现始终是温文尔雅，而诸葛亮则是尖酸刻薄，咄咄逼人。
　　江东第一谋士张昭虽然暗讽诸葛亮，但他还是很客气的用“愚直之言，幸勿见怪！”的言辞。而诸葛亮的还击则言辞激烈：“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   
　　“舌战群儒”的逻辑推理(2)   
　　诸葛亮让江东谋士“语塞”的方法主要是：贬低对方，抬高自己，甚至摆出蔑视对方的姿态来，以达到羞辱对方的目的。比如他骂虞翻：“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由此论之，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他挖苦步骘：“畏强凌弱，惧刀避箭。”他骂薛综：“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骂陆绩：“公轩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骂严酸：“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骂程德枢：“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从整个“舌战群儒”的过程看，诸葛亮的犀利与江东谋士们的温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方的提问虽暗含讥讽，但基本还算礼貌；而诸葛亮的回答却不留情面，几乎像是在骂街了。还好当时孙权并不在现场，否则他也未必能容忍诸葛亮的猖狂。
　　第四项推敲：口才背后的能力较量
　　诸葛亮自以为在“舌战群儒”中大获全胜，并对东吴谋士们不屑一顾。那么，东吴的这些谋士果真如诸葛亮所说的那样无用吗？自然不是。别看这些温文尔雅的谋士没有在辩论中驳倒诸葛亮，他们却在后来的孙刘斗争中给诸葛亮出尽了难题，而且纷纷表现出了并不亚于诸葛亮的才干。
　　且说孙权打算与刘备断交，但又念及自己的妹妹已经嫁给刘备。东吴第一谋士张昭为孙权出一主意：派心腹将领带五百人潜入荆州，下一封秘书给郡主（孙权的妹妹），只说国太病危，欲见亲生女儿，郡主必然会星夜赶回东吴，那时动兵便没有什么障碍了。
　　张昭此计后来果然得逞，孙权之妹回到东吴，孙权从此便更加坚定了报复刘备的决心。
　　就在刘备进军蜀中，拓展自己地盘的时候，孙权开始计划夺回荆州了。张昭建议先不要妄动，他出一计策：修书一封给刘彰，就说刘备要取西川，好让刘彰心疑而攻刘备；另外修书一封给张鲁，让他进兵荆州。待到刘备首位不能救应时，孙权再去给刘备致命一击。
　　虽然张鲁并未如张昭之预料去攻荆州，但刘彰却真与刘备结怨了。不仅如此，刘彰手下大将还设下埋伏，将刘备的军师庞统射死在落凤坡。刘备不得不调荆州兵前去援助。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大队人马都离开荆州去支援刘备。只留下一个关羽防守荆州，给东吴留下了可乘之机。
　　再来看看那个被诸葛亮讥讽为“畏强凌弱，惧刀避箭”的步骘，此人曾为孙权策划一个方案，更是对刘备、诸葛亮造成沉重打击。当时曹操打算联合孙权共同攻打荆州。而步骘则建议孙权“要求曹操命令驻扎在樊城的曹仁先起兵取荆州，关羽必然会分荆州之兵去攻打樊城。关羽一动，我们便可派出一员大将，暗取关羽后方，一具拿下荆州。”
　　比起步骘来，诸葛亮的目光则短浅的多。他给刘备出的主意是：命令关羽主动出击，攻取樊城，使敌人闻风丧胆，其联盟自然便会瓦解。
　　诸葛亮的主意早在步骘的算计之中，而诸葛亮试图以攻打樊城瓦解敌人联盟的计划却落空了。后来，关羽在攻打樊城的时候，被樊城守军和曹操派来的援军击溃，而荆州也被孙权手下大将吕蒙偷袭得手。最终导致关羽败走麦城，死在东吴手中。
　　至于那个被诸葛亮大骂“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的虞翻，在后来同样也有出彩的表现。他成功说服了被关羽派驻在公安的大将傅志仁投降东吴，傅志仁又介绍南郡大将糜芳也前来献城投降。这样便彻底断了关羽的后路，使得关羽无一点立足之地，不得不陷入落荒流窜的局面。   
　　口舌之功的超级梦想：骂死王朗   
　　《三国演义》中曾有一段关于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描写。大体意思是，蜀魏两军对垒，魏军师王朗上前劝降诸葛亮，却被诸葛亮骂了个狗血喷头，气急之下，掉下马来，吐血身亡。原文如下：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凌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郭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后人有诗赞孔明曰：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孔明以扇指曹真曰：“吾不逼汝，汝可整顿军马，来日决战。”言讫回车。于是两军皆退。
　　读者阅读这一段时，一定会觉得非常过瘾，并对诸葛亮的口才惊叹不已。然而，所谓“骂死王朗”实则又是一个伪造的故事。据《三国志》记载，王朗是汉献帝、曹操、曹丕、曹睿时代的四朝重臣。他的向上劝谏往往以体恤民意、减轻赋税、严明法度为主。王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都传于后世。可以说是个清正廉洁、才华横溢的好官。只不过到了《三国演义》里，王朗成为陪衬诸葛亮的牺牲品。
　　关于王朗之死，《三国志》只是用“太和二年薨，谥曰成侯”来描述。根本没有什么“诸葛亮骂死王朗”的说法。   
　　当雄辩走向歧途   
　　诸葛亮在“舌战群儒”，拼尽全力要压倒对方，却忘却了孙刘的合作大计。似乎辩论不是为了得到真理，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后来，这种为辨而辨的劣根性被我们全盘继承了。
　　魏晋玄学一派，便是为辨而辨。很多文人出于恐惧不得不向司马氏低头，但又不愿为其卖命，便整天谈些与时政无关的哲学理论，相与论评批驳，借以显示自己学识高深。在洛阳内外，这种玄学坐谈渐渐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于是便逐渐成风，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东晋时期，玄学之风蔓延到王公世族。他们不学无术，但也要付拥风雅，甚至相互之间出现了胡说八道的现象。由于整个国家管理层陷入了虚妄的“雄辩”风中，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导致内乱频起，外祸不断，最终发展为“五胡乱华”的格局。
　　诸葛亮这个雄辩者，为了达到辩倒对方的目的，不惜采用了人生攻击的方式。这种辩风在文革时期被造反派们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动辄上纲上线的批判和捕风捉影的谩骂交织在一起，使无数“牛鬼蛇神”时时刻刻都胆战心惊。
　　中国人的辩论，要么是因为政治的压力而不敢出声，要么就是缺乏理性的慷慨陈词和急红了眼相互攻击。仿佛声音不提高八度，就表达不出真理似的。
　　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因其渊博的学识和特立独行的举动而受无数华人拥戴。但李敖之成名却是借助了骂人。也许李敖可算是一个专职的骂将，用他的话说，他几乎把台湾所有的人都骂过来了。尽管他的评判言论不乏真知灼见，但却充斥也很多粗话、脏话。有时直接就骂对方“王八蛋”。当然骂得多了，自己的错误也就出来了，比如李敖说鲁迅白话文写得不好。他拿出鲁迅的《战士和苍蝇》一文，指出鲁迅“苍蝇营营叫”是不对的，为什么不用“嗡嗡叫”呢？而另一位批评家方舟子马上就指出，“营营”二字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李敖批评鲁迅，说明李敖自己欠缺起码的国学功底。
　　近些年李敖逐渐被媒体所利用，不断在公众面前曝光。虽然其雄辩依旧咄咄逼人，但其思想的深度已经大不如以前了，甚至还让人们感到了几分娱乐的味道。
　　国内也有不少的愤青试图向李敖学习，然而只是学会了其骂人的气势，却全无李敖对学问的孜孜追求。通过互联网，我们经常可看到很多愤世嫉俗的言论，但却很少有能言之成理的文章。拿论坛上的反日帖子来说，只是一味地发泄，粗话、脏话满天飞，却很少思考中华民族该怎样超过日本。总之，真正能为整个民族做理性思考的人太少了。   
　　后辈人的“舌战狮城”(1)   
　　诸葛亮“舌战群儒”、“骂死王朗”均是虚构、伪造的故事。但后代人却在这种回味“伪历史”的过程中找到了快感。中国人不仅羡慕诸葛亮的“三寸不烂之舌”，也在模仿着诸葛亮的狡辩之功。“亚洲大专辩论会”（后改名“国际大专辩论会”）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亚洲大专辩论会虽冠有“亚洲”之名，但并没有日本、韩国这样的东亚强国参加，它实际上主要以华语为参赛语言，所以参加队伍便局限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拉西亚等地区。也就是说，参赛的选手基本都是华人，是诸葛亮的后代，身上留有非常活跃的“舌战群儒”的细胞。
　　1986年，内地大学生首赴亚洲大专辩论会(1993后为国际大专辩论会)，代表内地的北京大学队获得金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决赛录像创收视新纪录。从此之后大陆掀起了波澜壮阔的“辩论热”。复旦大学1993年狮城夺冠，《12演播室》把复旦队教练、队员请到演播室制作节目，把选手更详尽地介绍给观众。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赛事情况，刊登决赛辩词。参赛队员回国后应各方之邀参加了不少相关活动，使他们感到仿佛进入了“世乒赛夺冠后大家都打乒乓球”的氛围中，一时间选手们成了人们心目中耀眼的明星。而内地各种辩论赛也开始火爆起来，电视节目、报纸杂志也纷纷引入辩论形式。大学生、中学生们个个摇唇鼓腮，颇有一副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架势。
　　在首都师范大学队仅获亚军的1997年，大专辩论会的电视收视率跌入低谷，但参赛选手王慰卿依然感受到大学生对大专辩论赛的热情，“我一辈子都没收到过那么多信，而且大学里学生宿舍配电视的特别少，很多学生是抱着收音机听完的辩论赛。所以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对这种形式还是很关心的。”
　　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分析大专辩论赛时就会发现，大多数辩论活动根本不能带来智慧的启迪，相反倒容易使我们落入伪智慧的圈套。
　　在复旦大学校庆网上，刊登着一篇校党委书记秦绍德纪念该校学生“舌战狮城”的文章，文中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复旦学生获得大专辩论会冠军的历史，但笔者却从中看出了讽刺的意味，我以为这篇文章恰恰是国人贪恋“口舌之辩”的最好证明。试看该篇全文摘要：
　　“狮城舌战”何以在学校历史的长河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过了十年，我们逐渐明白到，那次辩论赛集中了全校的力量，全校的智慧，使得复旦的能量在一刹那集中在一个点上迸放出来，造成了令社会炫目的光芒。更重要的是，辩论赛充分体现了复旦的精神和品格。
　　首先是永争第一的精神。复旦历来有追求卓越的传统。要做就做最好的，是许多复旦人的信条。1993年的那场辩论赛在复旦其实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88年的首届亚洲华语大专辩论赛上，复旦就已经代表内地高校捧冠而回。可是第二届另一个兄弟院校未能卫冕。于是，亚洲华语大专辩论赛改为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时，国家教委电令复旦组队参加，要求捧杯回来。复旦人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上下同心，坚信一定能凯旋而归。党委立即调兵遣将，让学识渊博的俞吾金教授任领队教练，停教一学期，全职投入。曾任第一届辩论赛领队、头脑敏捷的王沪宁教授自告奋勇任顾问。又抽调时任副教务长，有丰富思想工作和组织经验的张霭珠教授任整个工作的负责人，人事处长张一华任联络员。精干的班子一组成，机器就运转起来了。为了学校的荣誉，广大学生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遴选队员的一场场辩论会成了动员会，全校热气腾腾。令人感动的是许多潜心教学、科研的教授们也放下教案、书稿，纷纷前来参与辩论会的评判工作和辩论队的讲课。正因为有许许多多师生的全身心投入，才会有高质量的赛前准备，再次夺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赛后，当有人了解到我们曾请过五十位教授给队员们讲授天文地理、科学人文、国际国内各类课程时，不禁咋舌：你们复旦这么认真！是的，复旦人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认准了做一件事的价值意义，就会用十二分的智慧和想象去构架，用百倍的努力去实现。   
　　后辈人的“舌战狮城”(2)   
　　其次是团结牺牲的精神。辩论赛是件有趣的事儿。层层辩论、筛选很残酷，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无声无息。可是学生们仍前仆后继，踊跃参加。大家都说着一句话：目的在于参与。事实是辩证的，没有几百学生的参与，哪来优秀辩论队员的脱颖而出呢？赴新加坡的辩论也是一样，场上辩论的是四名队员，背后不知有多少无名英雄在为他们作准备，大家都团结在一项神圣的使命周围。当队员们载誉而归的时候，无名英雄们没有一个伸手要分享荣誉，没有一个往前挤着出境。有一件小事至今使我很感动。当时，决定赴新加坡参赛组团的名单时，由于名额所限只能去两位教师，俞吾金、王沪宁负责赛事必须去，那末担任总负责的张霭珠老师反倒不能去了。当我为难地找到张老师时，她却坦然地安慰我说，我没有事的，你放心安排好了。须知半年里，张老师为辩论赛事做了多少工作，连她全家都对辩论队倾注了十分的感情，拿着家里炖好的汤给队员们加营养，已成了经常的事。临到有出国赴赛的机会时，她却悄悄地退到了后边，毫无怨言。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正因为许多复旦人把自己融入了共同的目标，才一定会有后来的成功。
　　从以上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复旦大学对亚洲（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很深的误区。学校领导过于重视辩论本身，不切实际地拔高了辩论的地位。他们的“狮城舌战”并不是为真理而辩，而只是为名次而战，为虚荣而战。为了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不惜让有名望的教授停教一学期，全力培训参赛选手。许多潜心教学、科研的教授们也放下教案、书稿，纷纷前来参与辩论会的评判工作和辩论队的讲课。其结果便是：在参赛学生得到特殊优待的时候，全校其他同学却失去了往常的学习条件。这样实际上是对学校师资力量的极大浪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无论参赛选手在辩论会上表现得多么富有智慧，也无法掩盖复旦大学在比赛活动中表现出的伪智慧。
　　时隔多年，当年获得最佳辩手的复旦学生蒋昌建也执教于耶鲁大学辩论队，他在媒体面前笑谈了在美国的辩论特点。他说思辩在西方是有着很悠久的传统的，甚至是催生出新知识的有效手段。在美国各大高校都有关于演讲、辩论的课程和学会，也经常展开一些辩论比赛，部分是单兵一对一的比赛，也有整体的队伍的比赛，比赛较多，但电视辩论赛并不多。不同于国内的兴师动众的大赛，他们的辩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兴趣爱好，在社团间的比赛，比较轻松。相较之下，国内的大赛往往很庄重，动用很多的资源，太在意输赢，压力也很大。   
　　当代精英的“口水之战”   
　　以倡导全流通而闻名股市的张卫星先生，曾经在一次讨论会上大骂某某先生的发言是“一堆狗屎”。当电视里播放张骂人的场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许是那位刚批评了他的某某先生出去了，张才敢如此肆无忌惮。不过张当时宣称：即使某某先生还坐在这里，他也照骂不误。
　　我不知道电视台为什么会播出张卫星骂人的镜头，或许是那位某某先生的发言果真是废话连篇，真如张卫星所说的如同“狗屎一堆”？或许是张卫星看似粗鲁的话语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在这里我没有丝毫批评张卫星的意思，但我认为，电视台把张骂人的场景编辑到专题片中的做法有欠妥当。因为我们只是从专题片中听到了那句粗话，却并未听到张更有说服力的言辞。
　　几年以后，张卫星先生终于也尝到了挨骂的滋味。他所设计的股权分置解决方案遭到许多人的猛烈攻击。张先生不胜其烦，终于写了一篇《同行是冤家—致全流通方案设计书生们》的文章发表在网上，试图结束市场各方人士对他的挑战。不过张先生依然改不掉咄咄逼人的气势，他说在批评他的人之中，有一个人是冒充“牛津大学出道的洋和尚”拿出了洋化大力丸药方，痛贬张生（张卫星）的土偏方，于是获得广泛知名度；他还说后又有一个来自外太空的“金牛座”拿出了西洋参大补丸，引文历史人物鲁迅讨伐张生，引起众人侧目……
　　就在张卫星先生抒发其卓越辩才的时候，管理层的股权分置解决方案开始出台了。只是管理层并没有采纳张卫星的方案，也没有采纳张的批评者们的方案。     
　　第八篇不能掌控身体怎能掌控绩效   
　　诸葛亮是怎么死的   
　　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时，只有五十四岁。而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也只有53.34岁。
　　诸葛亮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三国演义》和《三国志》都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三国演义》所描述的诸葛亮生活习惯，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他很有可能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
　　《三国演义》多次描写到诸葛亮吐血的场景，这很可能是消化性溃疡引起的症状。在专业的《病理学》教材中，消化性溃疡患者发病时，往往会发生黑便和呕血现象。这主要是因溃疡底大血管被腐蚀破裂而引起的。
　　在诸葛亮的一生中，其作息时间没有形成规律性。他年轻的时候疏狂成性，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食无定量，睡不定时，缺乏有规律的身体锻炼。“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便是他的生活写照。
　　自跟随刘备出山以后，诸葛亮更是缺乏必要的肢体运动。由于每次打仗他都“手摇羽扇，独坐轮车”，身体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势必影响食物的消化。此外诸葛亮还是一个废寝忘食的工作狂，这更是加重了肠胃功能的负担。到最后一次伐魏时，诸葛亮的饭量严重下降。而这一信息正好被他的死对头司马懿得知了，司马懿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
　　《三国演义》也有多处关于诸葛亮昏倒的描写。这有多种疾病的可能性，比如高血压、脑溢血、贫血、低血糖等。这些与工作压力大，长期受精神刺激，情志不调，以及营养不均衡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诸葛亮是一个内心非常敏感的人，他无法做到举重若轻，工作的每一个失误都会给他带来很大的精神负担。而且他又是一个好面子的人，北伐屡次失败，无法实现他对世人的承诺，这让他心急如焚，忧心忡忡。而身边大将的接连死亡，则更是让他伤心不已。
　　诸葛亮第二次北伐中原，看到赵云的儿子前来报丧，诸葛亮掷杯于地曰：“子龙休矣！”而且跌足而哭曰：“子龙身故，国家损益栋梁，吾去一臂也！”
　　第三次北伐，诸葛亮用计谋把司马懿杀得大败，但忽听有人报张苞身亡，于是孔明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昏绝于地，自此得病卧床不起，蜀军不得不放弃进攻，退回汉中。
　　当初刘备病死，也没见诸葛亮这样伤心，为什么损失一员大将就让他悲痛欲绝呢？这是因为战争打到最后，蜀国已经缺兵少将，张苞病亡意味着孔明的进攻力又逊一筹，取胜的难度更大了。
　　第六次北伐中原，忽报关兴病亡。孔明放声大哭，昏倒于地，半晌方苏。众将再三劝解，孔明叹曰：“可怜忠义之人，天不与以寿！我今番出师，又少一员大将也！”
　　数伐中原而不成，诸葛亮的内心已经脆弱到了极致，再也经不起失败的打击了。眼看着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无法用计胜之，只好把希望寄托于盟军东吴的联合行动上了。谁知又有一个噩耗传来：“魏主曹睿闻东吴三路进兵，乃自引大军至合淝，令满宠、田豫、刘劭分兵三路迎敌。满宠设计尽烧东吴粮草战具，吴兵多病。陆逊上表于吴王，约会前后夹攻，不意赍表人中途被魏兵所获，因此机关泄漏，吴兵无功而退。”孔明听知此信，长叹一声，不觉昏倒于地。众将急救，半晌方苏。
　　当这次吴蜀联合进攻行动被曹魏瓦解后，诸葛亮便彻底崩溃了。孔明叹曰：“吾心昏乱，旧病复发，恐不能生矣。”是夜孔明扶病出帐，仰观天文，十分惊慌，入帐谓姜维曰：“吾命在旦夕矣！”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蜀汉之实力，能维持三足鼎立已属不易。若兴兵北伐，进攻强魏，则困难重重，几乎是。然而，诸葛亮偏偏要去执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他分配给众将士的任务也是非常沉重的，以至于很多骨干力量因负担太重而崩溃了。
　　第一次北伐，马谡“失街亭”后，赵云也失利于萁谷，只是不至于大败而已。《三国演义》里说赵云受到了诸葛亮的嘉奖。而《三国志》则告诉我们，赵云被贬为了镇军将军，而且第二年就去世了。很显然，赵云之死与年迈征战，过于劳累有关，也与遭贬后心情抑郁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次北伐，张苞在激战中跌入山涧，撞破脑袋，只好送去成都治病，不久便身死人亡。张苞之所以跌入山涧，与过度劳累而引起的神思恍惚有关。
　　另一位大将关兴，没有死于阵前，而是病死于第六次北伐的前夕。
　　从赵云、张苞、关兴的死亡，无疑能看出蜀军将士所承受的沉重负担。
　　在高强度的压力面前，有些骨干开始学会投机取巧了。拿李严来说，他曾经是个难得的人才。诸葛亮南征攻打孟获前，曾说过李严“可当陆逊”，所以他非常信任李严。诸葛亮出祁山，李严负责督办粮草。但由于蜀道难，运粮不易，加上征粮困难，他担心自己不能顺利完成诸葛亮交待的任务而受到处罚，于是编造谎言，说东吴要兴兵寇蜀，骗诸葛亮撤回了汉中，然后又妄奏刘禅，说：“我已经备办好了粮草，不知道为什么诸葛丞相却无缘无故地班师回朝了？”当事情的真相暴露后，李严被贬为了庶人。
　　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很多上级领导像诸葛亮那样，不断部署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些领导的高压下，下属们纷纷走向崩溃，而且还有人开始像李严那样弄虚作假了。
　　在统计系统工作多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贺铿指出，近年来地方高估GDP及其增长速度的问题日趋严重，2000年至2003年，各省区市核算的GDP增长速度的加权平均数，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全国GDP增长速度分别高出1.7、2.2、2.6和3个百分点，2004年则高出3.9个百分点。
　　“下达计划指标时，‘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上报统计数字时‘下级骗上级，级级掺水，水到渠成’。”贺铿说，这些弄虚作假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领导追求“政绩”，对统计数字进行干预。还有不少企事业单位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按需报数”，或者按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意图报数。
　　由此看来，压力未必都是动力。来自上级的压力过大时，压力就会变成前进的阻力。诸葛亮时代如此，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亦如此。   
　　事必躬亲的恶果   
　　俗语说“技多不压身”，但却有很多人因为懂得技术太多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前途，倒是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才华的人却能笑傲江湖。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兴趣过于广泛，就会影响主业的发展。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可谓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但他最终还是没能打败专注于军事的司马懿。诸葛亮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会吟诗赋辞，能抚琴弄曲；发明木牛流马，设计连珠弩；他善兵法，懂阵法；他长于口才，敏于辩论。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诸葛亮一点也不为过。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大部分才艺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比如“舌战群儒”说服东吴对曹操动兵；“借东风”赢得赤壁之战；“空城计”抚琴吓退司马懿；八卦阵难住司马懿；木牛流马运送粮草等等。但诸葛亮的这些才艺展示并没有给他带来最终的胜利。
　　司马懿没有诸葛亮那么多才艺，他唯一值得让人称道的便是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正因为如此，他可以一门心思地钻研打仗，并在与诸葛亮的多次对垒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战绩。
　　对比诸葛亮和司马懿，可以看出，诸葛亮军中的专业化分工做的很不好。一个军事首领竟然亲自设计制作木牛流马，亲自察看气象变化，这让那些能工巧匠和气象分析师该如何工作？写书信羞辱司马懿也不一定要由诸葛亮亲自动笔，找个语言犀利一点的文书就可以了。可是，诸葛亮不仅做木匠活，抢气象分析师的饭碗，还自己充当秘书角色。这怎能不影响他的军事研判能力和统筹管理的绩效？
　　诸葛亮不仅是蜀国的最高军事首领，也是蜀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刘禅只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已），用今天的话说，诸葛亮的官职至少也是国防部长+国家总理。与诸葛亮不一样的是，司马懿只是一心一意地做好他的军队总司令的职责，不用去管国家行政事务，所以他能集中全力对付诸葛亮，最终拖垮了诸葛亮。   
　　透支生命的无奈选择   
　　诸葛亮如同一个短跑运动员，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结果在中途就透支了体力。所以，在与司马懿的长期对垒中，诸葛亮赢得了开场的喝彩，但却输在了后半程的较量中。
　　透支是诸葛亮的特点。他透支信用，导致东吴偷袭荆州并杀害关羽父子；他透支个人形象，导致自己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他透支人力资源，导致“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他透支国力，结果留给姜维了一个烂摊子。
　　诸葛亮透支了一切他可以支配的东西，结果都没能战胜司马懿。最后，他不得不透支自己的生命，悲壮地离开了他未竟的事业。
　　主簿杨颙曾经劝谏诸葛亮：“我常见丞相亲自校对簿书，我认为没这个必要。治理军国，自有体统，上下不可相互混淆。譬如治家之道，必然是仆人耕田，婢女做饭，这样大家都有事情做，也都能够有所收获，一家之主则从容自在，高枕无忧。如果主人亲自劳动，必然形神疲困，终会一事无成。难道主人的智力不如仆人、婢女吗？当然不是，而是这样做的话便失去了主人应有的身份。所以古人云：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
　　为了说服诸葛亮，杨颙拿西汉两个丞相丙吉和陈平做例子。他说：“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
　　听罢杨颙的话后，诸葛亮不由地泪流满面，他说：“我不是不知道这些。但我受先帝托孤之重任，生怕其他人不像我这样尽心呀！”
　　针对杨颙所说的关于丙吉和陈平的故事，今本《三国演义》有着详细的现代汉语注释。据说身为西汉丞相的丙吉春天出行，路见因争斗而死伤的人，他不问；看见牛喘，却很关心。有人讥讽他，他说：“这时候，天气还不太热，牛不应该喘。真担心天时不正而影响年成。这是丞相职务所在，我应该注意。”
　　陈平是西汉文帝时丞相，文帝曾经问陈平：“全国一年判决多少案件，收入多少钱？”他回答说：“可问主管部门，丞相只管群臣，不管这些事。”
　　与诸葛亮不计身体本钱的做法相比，司马懿就显得更加老练和沉稳。他深知与诸葛亮的对垒是一场持久战，所以在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时，司马懿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算在了征战的本钱中。在司马懿的军旅生涯中，他总是一身戎装，骑马持枪。这使得他得以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所以他能够活到73岁，一直等自己的儿子都成熟了，司马懿才放心地死去。
　　司马懿遇事冷静果敢，心理素质极佳，不像诸葛亮那样一受刺激便吐血昏倒。即便诸葛亮派人用女人衣物去侮辱他，他也一笑了之。
　　司马懿不是一个顾及自己面子的人，所以他可以做到能屈能伸。在曹爽专权时，司马懿受到了排挤。为了保护自己，司马懿故意装病卖傻，使得曹爽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然后他借曹爽随魏主曹芳外出游猎之机，召集旧部，发动政变，一举铲除了曹爽集团，从此奠定了司马氏家族在朝中的统治地位。
　　总之，诸葛亮的每一次胜利都在透支着自己的健康，所以他赢着赢着就输了，输掉的是蜀国的前途；司马懿的每一次惨败却在积累着自己的绿色绩效，因此他输着输着就赢了，赢的是儿孙的未来。   
　　鞠躬尽瘁对得起谁   
　　诸葛亮第六次北伐前，祭祀昭烈庙，慷慨激昂地说：“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今臣复统全师，再出祁山，誓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之死，令人遗憾，也让人感动。尤其他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成了历代忠臣清官铭记在心并借以勉励自己的名言。
　　然而，诸葛亮死得太早了，早得有点不负责任了。既然你诸葛亮生前总说别人做事你不放心，难道你就能放心地离开人世，而把蜀汉政权交给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去管理？
　　人固有一死，但每个人都应追求死而无憾。有的人主动牺牲自己，是为了唤醒别人的意志，激励别人的斗志。这样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值得敬佩，才更有意义。而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由于急功近利所造成的身体透支而引发的。所以，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值得提倡。
　　当然，诸葛亮也有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特别是他的清廉，堪称为官者的楷模。《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诸葛亮曾上表后主刘禅：“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自递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在封建王朝中，像诸葛亮这样的清官并不多见。但诸葛亮还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到底算不算对得起蜀汉政权呢？   
　　养生文化今何在   
　　凭心而论，像诸葛亮这样英年早逝的宰相不多见。我们所熟知的很多中国著名宰相，都有着较长的寿命，如唐朝魏征65岁，狄仁杰70岁，宋璟75岁；宋朝包拯64岁，王安石65岁，司马光68岁。对古人而言，活到这样的年纪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与诸葛亮大权独揽相比较，大部分宰相都是“伴君如伴虎”，稍不留神就可能被贬官、发配，甚至丢掉性命。比如狄仁杰就曾经进过冤狱，差点被处死；王安石曾被罢官，司马光遭到过排挤。他们的处境不如诸葛亮，但却比诸葛亮活得久。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俗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意思是坐宰相的人往往拥有超出常人的气量。气量决定心态，有气量的人不容易被激怒，不容易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他们的身体比起常人来也更加健康。
　　中国是一个养生大国，儒、释、道、医、武等各派都有自己的一套养生理念，很多士大夫也非常重视养生。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宰相多长寿的原因。
　　宋朝苏东坡，本是宋仁宗钦定的宰相人选，但却每每被官场淘汰出局。不过他不以为然，继续保持乐观的心态，而且还发明了很多养生的方法，所以他也活了64岁。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写道；“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而那首著名的《大江东去》，则是在他被贬到黄州后写下的。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养生文化开始渐渐褪色了。那些英年早逝者往往成为倍被学习的对象，长寿者的养生理念却遭到了忽视。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总是搞不清该向诸葛亮学什么？是学他的身体透支呢，还是学他的清廉为政呢？当然应该是后者。遗憾的是，很多清廉的干部同时也是透支自己生命的代表人物。
　　像焦裕禄、蒋祝英、牛玉儒这样的好干部，人民本来希望他们能多工作几年，但是他们却过早地离开了人士。
　　牛玉儒得知自己得癌症后，恳请医生：“能不能把我‘留’下来，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表现出他对事业的深深眷恋。这种奉献精神是多么令人感动！可是牛书记呀，你当初为什么就不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呢？
　　据说，有一次牛玉儒在酒桌上与北京锡华集团的张杰庭总裁吃饭，牛玉儒感冒还没好，刚刚打完点滴。张杰庭开玩笑说，如果牛书记能把这一杯酒喝下去，我就在包头投资。当时牛玉儒将这杯酒一饮而尽，这让在座的客人大为感动。不久以后，锡华集团赶往包头调研，并开始了投资建设。
　　牛玉儒上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后，为了推动呼市的招商引资，有时一晚赴好几场酒宴，喝酒都是一饮而尽，从不推托。而回到车上则是常常胃疼难受，在他看来，只要能为呼市招商引资，自己喝多少都无所谓。
　　然而，人毕竟是血肉之躯，过度饮酒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牛玉儒在酒桌上的豪情实际上是在透支着自己的生命。
　　在牛玉儒去世后，一股学习牛玉儒的风潮开始在全国涌起。但是很少有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此，笔者不得不大声疾呼：在学习牛玉儒的同时，别忘记了健康管理！     
　　第九篇运筹帷幄，决败千里   
　　没有调查怎有发言权？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曾经告诫全党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恰恰是“没有调查，但拥有发言权。”
　　诸葛亮自恃“能掐会算”，追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所以他总是不屑于调查研究工作。
　　魏延曾建议诸葛亮兵出子午谷，被诸葛亮拒绝了，理由是害怕魏军在山中设伏。其实，山中有没有埋伏是很容易弄清楚的事情，派一小队“细作”先行出发，详细侦察敌情便可。由于诸葛亮平时就比较忽视情报方面的工作，所以他也根本想不到要去侦察敌情。
　　假如经细作侦察，确定子午谷以北没有敌军把守，那么采用魏延的计策很可能就会大获全胜。而实际上，魏军的确没有设伏。当时司马懿被贬官，新任魏军统帅司马懋是个无谋之人，他怎能想到蜀军会从偏僻山中杀出？
　　诸葛亮也知道司马懋是个草包，但他还是不愿意冒险采纳魏延的计策，因为他担心在草包司马懋身边万一有高人该怎么办？实际上他所担心的这个问题仍然可以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弄清楚。只是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没有情报工作的意识。
　　由于诸葛亮过于崇尚“运筹帷幄之中”，导致了他对调查研究工作的忽视，所以他的很多决策都“决败千里之外”，甚至决败于“十里之外”。荆州之失，在于诸葛亮没有调查清楚孙权的意图，想当然地认为主动出击可瓦解孙曹联盟，于是做出了错误决策。而街亭之败，看似是马谡之过，实则也与诸葛亮的情报联络工作的迟误有关，他对马谡阵型的掌握太晚，以至于来不及做补救措施。当然，整个北伐战争，则更是缺乏调查研究的表现。如果能对曹魏政权的实力进行客观调查，他就不会贸然发动北伐战争了。
　　中国历史上，不调查而乱决策的领导人很多，由此而造成的灾难也不少见。唐玄宗在位时，重用奸臣杨国忠，杨国忠两次征讨南诏，都被南诏人打得大败。但杨国忠深知，唐玄宗正沉溺于酒色之中，根本无暇调查核实战情，于是杨国忠便大胆编造谎言，说自己打了打胜仗，结果他得到了唐玄宗的封赏。
　　在中日甲午海战前，日本人悄悄扩充海军军力，日本皇后将自己的首饰捐献出来购买军舰，而中国大清朝的慈禧太后却在为修建颐和园而搜刮民脂民膏，清朝海军预算也被上面截留了不少。眼看着日本海军实力一天天超过了清朝海军，李鸿章认为不可与日本交战，应以斡旋、调节为主。慈禧太后却认为，中国虽打不过美英，但对付个小日本总不成问题吧。此时，翁同龢、光绪等人也力主一战。战争打响后，清朝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战败，不得不接受不平等的屈辱条约。在这期间，清政府上层只有李鸿章一个人是经过了调查而发言的，而反对他的那些人则是站着说话腰不疼的空想主义者。   
　　不能保密，怎能安全？   
　　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过程中，原投降曹魏的孟达欲起兵举事，配合诸葛亮的北伐，去攻打洛阳。而此时，也恰逢司马懿被魏主曹睿官复原职。诸葛亮知道司马懿是个厉害的对手，孟达很有可能被他消灭。于是诸葛亮修书一封，让孟达派来的心腹回去提醒孟达，要他千万防备司马懿，并让孟达千万不要让同事者知道秘密，知则必败。
　　诸葛亮写给孟达的这封十万火急的信件，最终没能送到孟达手中。因为送信人在路途上就被司马懿军队的前路哨兵抓获了。
　　由于孟达没能收到诸葛亮的警告，便糊里糊涂把自己要起兵的事情告诉了很多亲信，这些所谓的“亲信”实际上根本就心怀诡态。在司马懿率兵打来时，孟达的心腹李辅和孟达外甥邓贤献城投降。结果，孟达被杀，诸葛亮又失去了一次攻克魏都的机会。
　　《三国演义》的这段描写，与真正的史实有所出入。罗贯中之所以改写历史，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然而，即便事情都如《三国演义》这样的描写，诸葛亮仍然脱不了保密工作不严谨的责任。既然这是一封十万火急的信件，就要防备信件可能会落入敌手，所以应该继续派人前去提醒才是。
　　打开《晋书》，当我们翻阅有关孟达举兵的真实历史时，就会发现，孟达之败，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诸葛亮的安全保密出了问题。
　　《晋书.帝纪第一》记载，孟达投降曹魏后，司马懿一直认为孟达言行倾巧，不可信任。后来孟达果然暗中连吴固蜀，潜图中原。但蜀相诸葛亮厌恶孟达之反复无常，又虑其为患。于是诸葛亮遣一个叫郭模的人诈降，以便帮助孟达举兵。郭模经过魏兴城时，被魏兴太守申仪抓获，孟达暗通吴蜀的秘密便被泄漏了。孟达一看情况不妙，便计划提前举兵。
　　司马懿为了稳住孟达，便修书致孟达：“将军昔日背弃刘备，投奔我国，蜀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破我军，只是苦于无路。郭模之所言，并非小事，诸葛亮岂能轻易让事情宣露，他的真实目的你该知道吧。”
　　司马懿的书信意在挑拨孟达和诸葛亮的关系，他的意思是，诸葛亮派郭模诈降，本来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郭模却很轻易就暴露你要起兵的秘密，这说明他诸葛亮是想加害于你呀！
　　这封书信果真厉害，孟达接到信后便开始犹豫不决了。司马懿乘机倍道兼行，八日到达孟达驻守的上庸城城下。吴蜀各遣其将以救孟达，被司马懿分兵拒之。与此同时，司马懿派军八面猛攻孟达，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孟达被斩杀，举兵宣告失败。
　　孟达之败，源于郭模泄密，而郭模又是诸葛亮派去诈降的。此中可见诸葛亮的安全保密工作有多差！而司马懿则抓住孟达多疑的缺点，极力挑拨孟达与诸葛亮的关系，用“信息垃圾”干扰孟达的决策，成功阻止了孟达提前举兵的计划，并打破常规，在未经魏主批准的情况下就发兵平叛，一举拿下上庸城，并斩杀了孟达。   
　　错把情报送给对手   
　　诸葛亮的最后一败，也是败在了情报战。而这次失败也是诸葛亮亲手种下的。
　　且说诸葛亮领兵屯于五丈原，让人去司马懿营前挑战。但司马懿就是不理睬。诸葛亮便取来妇女的头巾和衣物，盛在一个大盒子里，并修书一封，派人送到魏寨。
　　司马懿当众拆信观看，只见上面写着：
　　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箭，与妇人有何异哉！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战。
　　诸葛亮原意是想以女人衣物羞辱司马懿，让司马懿在盛怒之下出兵交战。但是诸葛亮的盘算落空了。不仅如此，司马懿还乘机抓住了诸葛亮的一个致命的漏洞。
　　换了别人，也许根本抓不住诸葛亮这个细微漏洞。但司马懿不愧是情报方面的专家，他假装和诸葛亮派来送信的军士随便聊天，问道：诸葛亮的寝食和事情的繁杂程度如何？军士回答：“丞相早起晚睡，罚二十以上都要亲自决定；平时的饭量也很少，每天不过数升。”
　　就是通过这短短的一句话，司马懿便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诸葛亮食少事烦，岂能久乎？”
　　诸葛亮派去的军士回营后，将司马懿的话如实相报。诸葛亮感叹道：“司马懿太了解我了！”
　　自此以后，诸葛亮便知道，无论什么样的羞辱都不能激怒司马懿了，而且，更糟糕的是，自己身体不佳的信息竟然被司马懿了如指掌。这下司马懿更会按兵不动，他会让诸葛亮病发而撤，根本用不着一兵一卒。此时，诸葛亮便落到了计穷的地步，他好生郁闷：这样的仗如何去打呀？
　　司马懿为什么能够了解诸葛亮？因为他善于对诸葛亮进行情报调查。而诸葛亮正好相反，他是把自己的情报主动送给了对手。
　　诸葛亮病死五丈原，是长年劳累的结果，司马懿的情报战也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司马懿的那句“亮食少事烦，岂能久乎？”的话，实际上是讲给诸葛亮听的。司马懿和诸葛亮一样，带话给对方都是为了激怒对方。只不过诸葛亮的目标落空了，而司马懿的目的实现了。   
　　迷失情报战   
　　为什么诸葛亮的情报工作总出现失误？这是因为曹魏军队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情报战技术，而这种技术并未被诸葛亮所掌握。
　　迷失于情报战的还有东吴统帅陆逊。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也联合了东吴军队。陆逊派遣一个叫韩扁的心腹奉报表文，但韩扁被魏军抓获，陆逊的奇袭计划就此泄漏，魏军从此加强了防范，使得东吴无处下手，陆逊只好指挥大军撤回东吴。
　　据说，陆逊在表章上所写的计策非常绝妙，连魏主曹睿看过后都赞叹不已，说：“东吴陆逊真妙算也！”
　　然而，无论是多么绝妙的计策，一旦被敌人所获悉，也就失去了价值。总之，由于不熟悉情报战，陆逊的奇袭计划泡汤了。
　　诸葛亮和陆逊，这两位三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均栽在了情报战上。由此可见，曹魏军队的情报战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后代人读《三国》，看到蜀国、东吴的情报员被魏军抓住后，就感叹诸葛亮、陆逊的命真不好，却没有想过这根本就不是命运的作弄，而是他们自己在情报战上的落后造成的。   
　　商业信息战的空白点   
　　当代中国人，似乎沿袭了诸葛亮的缺点，在信息战方面总是一窍不通。拿中国股民来说，曾经获取信息的主要办法竟然是听取小道消息。所以，中国股市总是假消息满天飞。而这些假消息也不尽然是庄家们编造的，有的消息竟然是以讹传讹而造成的。比如，今天有人猜测说某只股票有庄家，明天就有人说这支股票的庄家很厉害，后天就有人说庄家打算继续拉高股票价格。其实这些消息往往都是股民们为了自我安慰而编造的谎言，但正是这些谎言，成为了许多股民们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与中国人相比，西方人似乎更喜欢情报战术。早在解放前，洋人就在上海滩雇佣中国人充当“包打听”。而我们中国人对洋人的理解却缺乏信息依据，比如民间互相传说，洋人的膝盖是僵硬的，轻轻一敲就会倒地等等。
　　进入信息时代后，西方国家更加重视情报工作。许多大企业都设有专门的情报机构，以收集包括竞争对手情况在内的对企业有价值的信息。那些没有信息部门的外国中小企业，往往会通过专业的情报服务机构来掌握相关信息。中国很多企业虽然也设有信息部门，但信息部门毕竟不是情报机构，其工作人员基本上是以负责报刊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为主，他们很少去关注竞争对手的信息。甚至像海尔这样非常有名的大企业，也没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据专业人士统计，中国市场目前只有约1000余名的专业竞争情报人员，而真正的需求却超过10万名。总之，对中国企业来说，情报工作至今还是一片空白。
　　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情报战术的国家，偷袭珍珠港便是在情报先行的基础上进行的。日本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在各个领域使用商业间谍，以窃取先进工业国家的商业情报，特别是窃取新技术的核心情报。利用间谍手段得来的情报，日本企业开始对欧美企业的技术采用跟踪、模仿的战略，并逐步发展自主技术。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便在多个技术领域超越了欧美国家。
　　当然，获取情报不一定非要通过非法手段。情报学的专家认为，95%的情报都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获得。不过这需要进行专业的情报分析。
　　司马懿两次获得诸葛亮的情报，都是通过了合法的渠道。一次是抓住了诸葛亮派来诈降的人；一次是诸葛亮派人送女人衣物时暴露了诸葛亮的实情。这两次情报都是诸葛亮主动送上门的。不过，若非司马懿具有识别情报的本领，这两份情报的价值便不会被发掘出来。
　　西方人认为，情报学的发祥地在中国。西施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女间谍。但是目前中国的情报技术发展一直落后于西方国家，这是因为中国人过于相信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而忽视了调查研究工作。以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智慧，正在遭遇着到西方现代情报学和其他先进信息手段的挑战。     
　　第十篇总能为失败找到借口   
　　谁该为关羽之死负责？(1)   
　　给自己找借口，是中国人的通病。当我们精心策划的行动付之东流的时候，我们会心安理得地安慰自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连诸葛亮那样的神人都会为自己的失败而开脱，更何况我们只是普通人呢？
　　关羽败走麦城，诸葛亮说这是关羽咎由自取。人们也相信了诸葛亮的说法，认为荆州之失和麦城之败归根到底是关羽的刚愎自用而造成的。就这样，诸葛亮巧妙地将战争失利的罪名推给了关羽，却为自己开脱了应负起的责任。实际上，关羽之败，起因在于他执行了诸葛亮攻打樊城的错误命令。由于盲目攻打樊城，且没有其他主力部队的配合，造成了关羽孤军对抗曹孙联军，最终导致关羽的全军覆没。
　　当时刘备获取的情报是，曹操要联合东吴，共取荆州。诸葛亮自作聪明地说：“我早就料到曹操会有这一招。不过我认为东吴的聪明人很多，他们不会先发兵，而是一定会先要求曹操方面兴兵。”刘备问那该怎么办。诸葛亮便出了一个极臭的主意：命令关羽主动出击，攻取樊城，使敌人闻风丧胆，其联盟自然便会瓦解。
　　其实诸葛亮的这一计策正中东吴的圈套。孙权手下谋士步骘曾为孙权策划一个方案：“要求曹操命令驻扎在樊城的曹仁先起兵取荆州，关羽必然会分荆州之兵去攻打樊城。关羽一动，我们便可派出一员大将，暗取关羽后方，一举拿下荆州。”
　　由此可见，诸葛亮所谓“以攻取樊城而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计策简直就是自说自话。后来的事实证明：攻打樊城不仅没有使东吴闻风丧胆，反倒使关羽按着东吴的意愿行事了。关羽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东吴的算计之中，而东吴的暗袭计划却制定得天衣无缝，使得关羽一直蒙在鼓里。最终的结果正如东吴谋士步骘所预料的那样——东吴一举拿下荆州。不仅如此，东吴还擒获并杀掉了关羽父子二人，造成了刘备方面的惨重损失。
　　荆州之失和关羽之死，其罪魁祸首当数诸葛亮无疑。而诸葛亮却厚颜无耻地将责任推到了关羽的头上。他说：“关公平日刚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祸。”
　　应当说，关羽已经尽力了。而且在攻打樊城的过程中，关羽也显示了相当的作战才华，取得了水淹七军，擒于禁，杀庞德的重大胜利。遗憾的是，关羽毕竟势单力孤，而且一直得不到大部队的支援，最终不得不败走麦城，英勇就义。
　　从樊城之战到荆州之失，再到麦城之败，关羽以自己的力量抗击着曹操、孙权的主力部队，其力量的对比悬殊可想而知。在曹魏方面，由曹操亲自坐阵，由曹仁、许晃对关羽进行内外夹攻，不仅解除了樊城之围，而且把关羽打得大败；在东吴方面，孙权授权吕蒙暗袭荆州，并倾东吴之精兵强将对前来反扑的关羽实施围追堵截，吕蒙、周泰、韩当、丁奉、徐盛等东吴名将悉数出战，打得关羽无半点还手之力。
　　再来看看关羽方面的力量：手下只有关平、廖化两员有经验的战将。曾被关羽任命为先锋官的傅志仁、糜芳是两个窝囊废，他们因喝酒而导致帐后遗火，军器、粮草被烧毁，火炮被烧着，炮火还打死了不少自己的士兵。关羽当然不能指望这两个窝囊废去带兵打仗，事实上这两个人后来都投降了东吴。总而言之，关羽面对的敌人是兵多将广，而关羽自己方面却是缺兵少将。那么刘备手下那些能征惯战的大将都到哪儿去了？张飞、赵云、马超、魏延、黄忠等均留在刘备的汉中大本营。假使这些人中有一人前去救援，关羽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由于曹操军队主力都去对付关羽了，使得汉中之地显得格外清静。汉中的主要将领闲来无事，主要精力也就是放在练兵和休养生息上。而这个时候，远在荆州的关羽却在孤立无援中浴血奋战呢。
　　面对如此惨烈的战役，为什么刘备的大本营却没有派人去援助关羽？后代有人曾推测可能是诸葛亮想借刀杀人，除掉那个平日里目中无人的关云长，所以他下令让关羽以弱攻强，而且还不派兵援助关羽。   
　　谁该为关羽之死负责？(2)   
　　笔者不想把诸葛亮看成是一个“借刀杀人”的小人。以笔者的看法，诸葛亮之所以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援助关羽，是因为他过于自信他那愚蠢的“主动攻打樊城”的计策。他以为只要关羽能攻克樊城，孙曹联盟就会瓦解。然而战局却没有像他料想的那样发展，不仅樊城没有攻下来，荆州反而被东吴袭取，关羽也被东吴人杀害了。   
　　关羽本来可以不死   
　　面对孙曹联合进犯荆州，刘备、诸葛亮本来可以有多种方案应对。如果指挥得当，关羽完全可以不死。
　　第一种方案：主动归还荆州
　　荆州之地，原本是东吴即将到手的肥肉。是诸葛亮违背诺言，利用周瑜与曹军的大战，乘火打劫而得到了荆州。东吴曾多次派人讨要荆州，诸葛亮也一再表示要归还荆州，但他总是找借口拖着不还。诸葛亮的这种做法破环了孙刘联盟的友好关系，也惹恼了东吴人。可以说，若不是诸葛亮出尔反尔地违背诺言，东吴未必会联合曹操来进犯刘备。
　　如果归还了荆州，就可以避免孙刘两家自相残杀，也可以使孙刘联盟得以巩固，两家甚至也可以继续联合攻曹，那样的话曹操的日子便不好过了。
　　第二种方案：命令关羽打防守战
　　既然决定不归还荆州，那么就要做好防范东吴前来报复的准备。因为一旦孙权、曹操同时进攻荆州，关羽的力量就显得异常单薄了。让关羽主动攻取樊城，无疑会给东吴带来可乘之机。所以，当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让关羽严守荆州，不要主动攻打樊城。只要关羽能严守城池，东吴的计谋就不会得逞，吕蒙也不敢来暗袭荆州。待到曹军粮草用尽时，荆州之围便会自然解除。
　　第三种方案：派兵援助关羽
　　命令关羽攻打樊城，必然造成荆州的兵力空虚。所以必须派另外一员大将前去协助关羽防守荆州，荆州才不会落入东吴之手。
　　关羽在攻打樊城的过程中，曹操曾派两批人马增援樊城，第一批由曹操手下大将于禁任总指挥，庞德做先锋。结果关羽指挥得当，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把这第一批增援部队彻底消灭了。但是曹操很快又派来第二批增援部队，此时孙权也害怕关羽的实力增加过快，于是派吕蒙袭取了荆州。孙曹两军对关羽形成了两面夹攻的局面，而且樊城守将曹仁又乘势杀出，使得关羽阵脚大乱，溃败不止。
　　孙权、曹操对这一阶段的战役相当重视，分别投入了绝对主力去对付关羽，曹操更是亲自坐阵，犒赏三军。而刘备的优势兵力却远在汉中休养生息。所以，关羽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抵挡孙曹联军的进攻。
　　可以看出，樊城、荆州之战是一场关系三国格局重新变化的生死之战，让关羽以有限的荆州之兵去抗击强大的孙曹联军，绝对是一个大败招。   
　　谁在为诸葛亮开脱责任？   
　　如果要追究荆州之失和关羽之死的责任，诸葛亮当数第一责任人。但令人惊讶的是，后人很少去找诸葛亮的问题，而是把全部的责任都归咎在关羽头上。那么，到底是谁在为诸葛亮开脱责任呢？
　　有人为诸葛亮辩解：孔明早就给了关羽“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八个字，是关羽自己刚愎自用，拒绝了孙权的和亲要求，于是才导致孙权投向曹操。《三国演义》曾描述，当孔明听说关羽拒绝孙权和亲后，说了一句：“荆州危险了，可派人将关羽替回。”就是这么一句话，成了很多人为诸葛亮开脱责任的重要依据。
　　笔者以为，“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八个字过于虚空，“北拒曹操”还好理解，“东和孙权”则不好把握。在笔者看来，即使孔明亲自坐镇荆州，也未必能处理好和孙权的关系。毕竟孔明当初从东吴手中窃取荆州，而且还一再违背诺言而得罪了东吴，使得孙权总是惦记着荆州。所以“东和孙权”又谈何容易？这就好比小偷想要和失主和好，却又不愿意归还失物一样，你说失主会答应和小偷和好吗？
　　有人以为，关羽与孙权的和亲可以巩固孙刘联盟。笔者以为这同样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想当初孙权的妹妹嫁给刘备，也没有挡住孙权想讨回荆州的欲望。又怎能指望孙权之子和关羽之女的婚事能平息孙权内心的火气？
　　实际上关羽心里明白，孙权派人向关羽提亲，是为讨要荆州做铺垫的。假如孙权和关羽真的做了亲家，孙权必定要向关羽讨要荆州。而若没有刘备、诸葛亮的发话，关羽是无权归还荆州的。和亲只会让关羽陷入更加尴尬的局面。与其这样，还不如继续做个恶人。既然刘备、诸葛亮还没有归还荆州的意思，干脆我关羽就对你孙权凶一点吧。
　　诸葛亮为自己开脱得更彻底，他说关羽之死是因为关公自己“刚而自矜”造成的。那么换个谦虚谨慎的将领就能打败孙操联军了吗？当然不会，也许他们比关羽败得还要惨。在我看来，关羽以荆州之兵取得“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的成绩，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只是由于诸葛亮的战略错误，导致了关羽孤军奋战，最终陷入重围而全军覆没。诸葛亮无端指责关羽，实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一种嫁祸于人的行径。   
　　值得深思的“替罪羊”现象   
　　荆州丢失了，主要责任人诸葛亮并没有受到处罚，因为他成功地找到了一个替罪羊——关羽。让死人当替罪羊，是一件成本极低的事情。因为死者无法为自己争辩，人们也就不得不听信诸葛亮为自己的开脱了。
　　在中国历史上，“替罪羊”是普遍的现象，充当“替罪羊”的有活人也有死人，而且有些“替罪羊”一当就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比如，杨贵妃是唐玄宗的替罪羊；秦桧是赵构的替罪羊；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替罪羊。
　　其实，让下级为上级领导顶责，在官场具有悠久的“传统”，至今也是一种积习难改的官场痼疾。
　　2004年１月１９日，武当山遇真宫遭到一场大火，国家文物损失严重。住在遇真宫看管文物安全的文管人员薛森，因其责任心不强、玩忽职守被开除公职。６月１４日，薛森告诉记者，他实际上是元和观的文管人员，在遇真宫“１·１９”火灾事件中，因武当山文物局领导明白在１９９６年５月后就未安排专人住遇真宫看管文物，担心大火后上级追究责任，为应付检查，则弄虚作假，叫薛森代领导担责受过成为替罪羊。
　　在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的查处中，阜阳市太和县工商管理局的两名管理员成了县领导的替罪羊，不过事情很快就露出了马脚。劣质奶粉本属于生产领域的质量问题，应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由县工商局的人来充当替罪羊完全不通情理，而且被查出问题的“太和县勿忘我糖果厂”也不在两位管理员的承包路段。据两名被辞退的员工说，太和县工商局局长受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巨大压力，按照先辞退后调查的所谓程序，无视该局没有辞退公务员的权限，在没有对事实进行调查，归责的前提下，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辞退了这两名职工，以保护县委县政府领导不受追究顺利过关。问题被曝光后，有辞退公务员权限的阜阳市工商局，同样没有认真调查两人的失职情况和责任归属，第二次决定辞退两个管理员。此事曝光后，包括阜阳市长在内的28名国家公职人员先后受到不同程度处理。
　　海南省儋州市建设局副局长林雪博，驾车撞死2人后，逃离现场，找来下属为他“顶罪”自首，并四处活动欲摆平此事，导演了一幕迷雾重重的荒唐剧。2001年9月11日8：50分，海南省海口市新华区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判决林雪博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6年；犯妨害作证罪，判一年零6个月，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此案另一案犯替罪者陈兴杆犯包庇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零6个月。
　　2000年底，中纪委深入调查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的违法违纪问题。李嘉廷的情人徐福英在李嘉廷的安排下，找港商李镇桂做工作，让他在中纪委调查组面前替李嘉廷背黑锅、作伪证，顶缸当“情夫”，说徐福英是他的情人，结果弄得李镇桂被判刑四年，还要追缴3150万元。
　　2004年7月２６日，西安音乐学院公布对“不交三万元捐款难领录取通知书”的乱收费事件的处理结果：学院招生办主任被免职，教务处长和财务处副处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人民日报》７月２７日报道）。社会各界纷纷认为，被处罚的人仅仅是替罪羊而已。既然是学院收取的捐款，那么收取捐款的决策人，绝不可能是一个中层干部的招生办主任，也不会是教务处长和财务处长，而是学院领导层。可现在的处理结果，作出决策的学院领导成了“局外人”，三个中层干部成了“替罪羊”。
　　即使在一些海归派领导的身上，也有寻找替罪羊的例子。笔者在某家海归派公司上班时，由于公司总经理的领导失误，使得公司严重违反了政府的某项规定。总经理害怕被媒体曝光后不利于自己的形象，于是就找手下一位总监为他顶罪。事后为了他把这位总监提拔为副总经理，算是对他“保护总经理有功”的一种奖励。     
　　第十一篇强人政治的人才断档   
　　诸葛亮的用人偏见(1)   
　　中国人喜欢听话的下属，而不喜欢有棱角的同事。二千年前的诸葛亮便是这样，他计杀傲慢的魏延，架空逞强的杨仪，结果导致蜀汉政权失去了用兵之良将和治世之能臣；他重用蒋婉和费祎，此二人沿袭诸葛遗风，循规蹈矩，不思变革，致使蜀汉走向没落。
　　诸葛亮防守“街亭”，用了两员大将，一员是马谡，一员是王平。马谡以前从来没有亲自领兵打过仗，而王平则身经百战。但诸葛亮却任命马谡担任街亭之战的总指挥，王平只不过是辅助马谡的副将而已。
　　在“街亭”之战过程中，马谡不听王平劝谏，布兵于山上，王平只好自带一批人马分扎在山下小寨。魏将张颌领兵打来后，断了山上水道，引起山上蜀军恐慌，马谡指挥失灵，士兵纷纷投降，街亭失手，马谡只身逃出。而王平命令自己所带千人，鸣鼓自持，张颌怀疑有埋伏，于是不敢逼进。此后，王平指挥部队，收拾蜀军丢下的物品，缓缓撤军，减少了蜀军的损失。
　　在“街亭”之战过程中，马谡昏招频出，且调度不当，指挥不力；而王平头脑冷静，指挥得当。假如是王平担任前敌总指挥，街亭必然不会失守。
　　那么，为什么先前诸葛亮没有任命王平为总指挥，而是把此重任交给了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呢？这是因为诸葛亮用人有偏见。在诸葛亮眼里，马谡本来要比王平厉害百倍。
　　首先，马谡拥有一个良好的政治背景，他是刘备旧臣马良的亲弟弟，且与诸葛亮私交颇深；而王平则是从曹魏过来的降将，因此还不能得到重用。其次，马谡自幼熟读兵书，颇通兵法；王平虽然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但他只不过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几升，恐怕未必是张颌的对手。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诸葛亮把主将之职交给了马谡。
　　据《三国志》记载，马谡，才器过人，喜欢谈论军事计谋，深受诸葛亮器重。刘备临死之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是在诸葛亮的眼中，已经形成了对马谡的定式思维，他认为马谡是“当世之英才。”所以他对刘备的告诫并不以为然。之后他以马谡为参军，经常互相交流，甚至通宵达旦地在一起谈论军事。
　　街亭失手后，诸葛亮不得不撤军回汉中，然后挥泪斩了马谡。当他想起当初刘备的告诫时，不由地泪流满面，悲痛万分。
　　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的招生学校和用人单位，他们对待人才的那些偏见与诸葛亮何其相似。
　　2005年3月，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清华大学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愤然辞职的消息。原来，在众多投考陈教授的学生中，有许多学生艺术气质、修养和专业成绩都很不错，但他们因为政治和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选，有的因为只差一分而与心爱的专业无缘。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陈丹青认为自己始终不能适应当前“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而且他不想被不知不觉地异化。所以，他选择了离开。
　　专家认为：这个事件体现了我国研究生招生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我们的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制度缺乏灵活性，存在不少弊端，在形式的公平背后掩盖了实质的不公平。
　　就拿政治和外语来说，由于规定较死，使得无数专业人才郁郁而不得志。这与王平得不到诸葛亮重用的情况相似。在诸葛亮心目中，降将王平何谈政治素养？而我们的教育体制则认为，凡是通不过政治考试的人，便没有资格去读研究生。诸葛亮认为王平是个大老粗，所以不能做主将；而我们的教育体制则认为，外语不过关的人，肯定没有能力搞学术研究。
　　郑州航空学院在北京参加人才招聘会，接到了一份博士的简历，发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校方赶快与此人取得联系，并见面详谈聘用细节。见此高人还犹豫不决，校方便派人三顾茅庐，诚情相邀，并把一套郑州住房的钥匙交给了此人。折腾了三个月时间后，校方终于发现此人是个假博士，甚至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其所投简历内容，全部是他自己编造的。   
　　诸葛亮的用人偏见(2)   
　　有关专家认为，当前用人单位对学历、文凭、外语成绩、海外背景的要求太不切合实际，所以才使真正的人才望而却步，反而为那些大胆妄为的骗子制造了铤而走险的可能性。   
　　用人疑人杀魏延   
　　诸葛亮临死前，授计给杨仪、姜维、王平、马岱等人，说如果魏延不听命令，就杀掉魏延。后来，魏然果然被杀，理由是魏延谋反。
　　计杀魏延，一直被后人看作是诸葛亮智慧过人的地方。然而，失去了魏延的蜀军，战斗力也衰退了许多。所以杀魏延是一个有疑问的手段。甚至有人认为，魏延谋反，是千古奇怨。
　　为了给诸葛亮计杀魏延的行为做辩解，《三国演义》虚构了两段有关魏延曾出卖自己主子的经历。
　　根据《三国演义》描述，刘备、诸葛亮曾经被曹操军队追剿，刘备欲暂且到襄阳刘琮处安歇。但刘琮惧而不出，刘琮手下的大将蔡瑁、张允指挥军士向刘备射箭，以阻止刘备进城。城中大将魏延聚众高呼：“刘玄德乃仁义之人，为何要拒之城外！”，魏延还抡刀砍死守门将士，放下吊桥，招呼刘备进城。这时城中另一大将文聘来战魏延。刘备不忍心看襄阳军兵自相残杀，于是离开了襄阳大道，到江陵寻找安身之处。魏延手下兵少，打不过文聘的人马，只好匹马逃出襄阳。此时刘备已经远去，魏延便投奔了长沙太守韩玄。
　　后来刘备派关羽攻打长沙，长沙太守韩玄派大将黄忠迎阵，黄忠消极怠工，韩玄怀疑黄忠通敌，下令将黄忠绑起来处死。魏延毫不犹豫，砍死刀斧手，带领长沙百姓发动起义，并且斩杀了韩玄，引领刘备大军入城。
　　就在关羽向刘备引荐魏延的时候，诸葛亮却大喝一声，令刀斧手把魏延推出去砍了。诸葛亮的理由是：“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
　　且不说魏延两次背叛主子是虚构的故事，即便它是真实的，又怎能足以说明魏延是不忠不义之人呢？况且魏延早就慕刘玄德之仁义，一直心向往之，只是屡次机会错过，才不得不暂且委身于他人。他背叛刘琮和韩玄，均是为了弃暗投明，寻找他心中的圣地明主，焉能就说他是不忠不义？
　　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怎样？诸葛亮为什么要除掉蜀汉的第一员猛将？
　　中国人说某人脑后有“反骨”，并不是像《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那样凭面相就看出的，而是把那些总是不服从领导命令的人都比喻成脑后有“反骨”。若从这个角度讲，魏延的确就是这样一个脑后有“反骨”的人。
　　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魏延主动请缨，希望兵出子午谷。但这一计策被诸葛亮否决了。从此魏延便嘟嘟囔囔，认为自己的才能没有完全发挥。言下之意是，诸葛亮有很多地方还不如我魏延呢。这自然让诸葛亮感到不舒服了。
　　大凡脑后有“反骨”的人，往往都是能力出众的人。魏延更不例外。他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将领，但他平时又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所以诸葛亮一开始就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他在重用魏延的时候也时刻防备着魏延。可以说是“边疑边用，边用边疑。”这就违背了中国那句老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即使魏延为诸葛亮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屡立战功，也没有消除诸葛亮对他的陈见。后来诸葛亮对魏延的疑心越来越重，最后他设计了一个在自己身死以后除掉魏延的计划，结果，魏延临死都没有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是魏延想谋反，所以才被诛杀的。然而，从史书中我们丝毫看不到魏延有谋反的迹象。他只是不愿意因诸葛亮病逝就轻易退兵，还欲继续攻打司马懿，所以他火烧栈道，拦住正在撤退的杨仪所领的大队人马。
　　当时魏延、杨仪都上表给刘禅，互说对方要谋反。刘禅不知道谁是谁非，于是问计于董允、蒋婉。蒋婉是诸葛亮内定的第一继承人，他自然不希望留下魏延这个最危险的对手，而董允又和蒋婉关系密切。所以此二人向刘禅力保杨仪，而坚决主张诛灭魏延。由此，魏延便落下一个谋反的罪名，并被写进了《三国志》中。
　　魏延被杀后，蜀国的凝聚力越来越弱，很少有魏将再来投降了。   
　　过河拆桥排挤杨仪   
　　除掉魏延以后，紧接着杨仪也被排挤了。当然这也是诸葛亮的安排。诸葛亮知道杨仪能力不错，而且平时与魏延不合。所以由杨仪出面诛讨魏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是诸葛亮最看不惯太过张扬的人，而杨仪这个人恰好也是个目空一切的人，所以诸葛亮没有把杨仪纳入接班人的候选单。
　　杨仪字威公，襄阳人。刘备做汉中王时，杨仪被提拔为尚书。诸葛亮北伐期间，命杨仪为参军，后升迁为长史，兼任绥军将军。诸葛亮多数出军，杨仪常规划分部，筹度粮谷。而且办事果断，干净利落。在调度军戎方面，杨仪也特别擅长。不过杨仪也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他和魏延之间有着非常深的矛盾。诸葛亮临死之前，交待杨仪领军还蜀，杨仪还按照诸葛亮临终前的计策，诛杀了魏延。
　　杨仪以为自己诛讨魏延有功，定能替代诸葛亮秉政。然而，诸葛亮却任命了蒋婉为自己的第一任接班人。而杨仪只是被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实际上被架空了。杨仪认为自己的功劳要比蒋婉大，能力也比蒋婉强很多，所以他对诸葛亮生前的安排牢骚满腹，他的怨言没有人敢听，他就只说给后军师费祎听。后来费祎向刘禅告发说，杨仪曾对自己说过：“当初诸葛亮丞相病死之际，我若举军以投奔曹魏，也不至于落到如此的处境！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呀！”刘禅听到费祎的告密，自然大怒，把杨仪废官为民，迁徙到了偏远的汉嘉郡。杨仪不服，上书为自己辩解，但由于言辞激烈，遂被收进监牢。绝望之下，杨仪含恨自杀。
　　至于杨仪到底是不是说过那些大逆不道的话，谁也不知道。毕竟只有费祎一个人告密，并无他人作证。所以，也许这是一个大怨案。费祎是诸葛亮内定的第二个接班人，他自然不希望杨仪能东山再起，所以他陷害杨仪的可能性非常大。当时主持政事的是蒋婉，而杨仪又很不服气蒋婉的才能。杨仪落到诸葛亮内定的这第一、第二任接班人的手里，你说他能有好果子吃吗？
　　以上的分析说明，魏延遭杨仪诛杀、杨仪因费祎告密而自杀，都是蜀汉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诸葛亮权谋运用的结果。之所以废掉了魏延、杨仪这两名最顶级的人才，是因为这两人都是能力出众但个性突出且不善内敛。之所以重用蒋婉、费祎，是因为这两个人看起来比较老实听话。
　　蒋婉、费祎在接班以后，果然沿袭诸葛遗风，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可惜此二人才华均远逊于诸葛亮，所以在他们的治理之下，蜀汉国力不见提升，反倒日渐衰落了。
　　如果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去世，会导致这个组织的迅速衰落，说明这个领导在人才战略方面很不成功。诸葛亮便是这样，他所勉力维持的复杂局面，没有哪个后继者可以承担。所以，蜀汉不再拥有美好的未来了。   
　　“千里马”的悲剧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说过这样的话：“你可以把我的工厂、设备、资金全部夺去，只要保留我的组织和人员，几年后我仍将是钢铁大王。”卡耐基死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文字：“这里安葬着一个人，他最擅长把那些强过自己的人，组织到为他服务的管理机构之中。”
　　卡耐基的成功在于善用比自己强的人。而诸葛亮的失败，在于他总是雇佣比自己差的人。
　　我们现在的领导，大多像诸葛亮那样，不喜欢桀骜不驯的员工。即使你才华出众，但如果你经常表现出对领导的不敬，那么你就要小心了，或许那一天你就会被领导算计了。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有个性的人才往往能不到很好的归宿。封建官僚体制所造就的等级观念，使得大臣们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一旦有人敢于张扬自己的个性，那么他的下场必定是很惨的。魏延、杨仪的遭遇便是很好的例证。
　　尽管也有魏征、包拯等少数几个敢于直言劝谏的文官得到善终，但“飞鸟尽，良恭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规律依然得到了古代历史的验证。特别是那些立下战功的将军，似乎很难和皇帝达到双赢。他们知趣的话会主动解甲归田，比如范蠡，功成之后隐居江湖，成为一个商人。当然，不知趣的人还是很多，比如“精忠报国”的岳飞，他不仅功高盖主，而且还想擅自迎回二帝，皇帝赵构的十二道金牌才把他拦住，所以他被皇帝的冤狱致死了。朱元璋火烧庆功楼，怕的是功臣难管，索性一起除掉完事。鳌拜认为，做臣子太难，于是他想谋反，结果被康熙干掉了。总之，大凡有才能而又有个性的人，是很难在封建官僚体制下舒舒服服生存下去的。     
　　第十二篇刘备是个冤大头   
　　看错人与读错书的根源：病急乱投医   
　　在《三国演义》关于“三顾茅庐”的片断中，刘备三番五次认错人，把崔州平、诸葛均、黄承彦等人认成诸葛亮。作者原本是想以此来表现刘备的求贤若渴。但若以理性眼光来看，刘备这种冒冒失失的求贤方法根本不是明智之举，倒更像是进入了“病急乱投医”的状态。
　　时间进入21世纪，中国的职业阶层也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他们屡屡把“伪书”当作真经来读，导致“伪书”反倒成了畅销书。
　　刘备认错人的原因之一在于他过于迷信名人。那个自比为“卧龙”的诸葛亮虽隐居乡野，但名气却大得不得了，先是徐庶走马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然后又是司马徽称赞诸葛亮的雄才伟略。搞得刘备恨不得马上找到诸葛亮。这种虔诚的心理导致刘备在寻访诸葛亮的过程中几乎到了非理性的地步，也难怪他不断认错人，随便见到个人便以为是诸葛亮呢。
　　中国的职业阶层读错书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他们太过于迷信名人，特别是迷信那些外国名人。而一些不法书商则正是利用名人效应编造了很多所谓由“名人”创作的书籍。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的《执行力》号称由两位顶尖美国专家联手打造：一位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管理学哲学博士保罗·托马斯（PaulThomas），一位是剑桥大学博士、杜克大学商学院教授大卫·伯恩（DavidByrne）。结果这两名作者根本就是书商杜撰的。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没有任何借口》，这是一本内容、作者全出于造假者之手的伪书，不仅编造了一个名为“费拉尔·凯普（FerrarCape）”的作者，并为此人杜撰了耀眼的身份：职业演说家、咨询专家、美国职业训练和发展中心创始人，毕业于西点军校，曾任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指挥官，多家著名公司独立董事和职业培训专家。当《没有任何借口》被发现是一本伪书的时候，其国内发行量已经超过了200万册。
　　刘备认错人的原因之二在于以貌取人。当他看到有一人容貌轩昂，丰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时，便猜测这人可能就是诸葛亮，于是赶紧下马施礼。没想到这人不是诸葛亮，而是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
　　现代职业阶层读错书的原因之一则是以貌取“书”。当某本书有着精美的装潢，或封面上印有“美国畅销书”等字样时，便会引来无数白领争相购买。
　　刘备认错人的原因之三在于以文取人。刘备曾听到有两人在酒店击桌而歌，其中一人唱道：“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君不见：东海老叟辞荆榛，后车遂与文王亲；八百诸侯不期会，白鱼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战血流杵，鹰扬伟烈冠武臣。又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芒砀“隆准公”；高谈王霸惊人耳，辍洗延坐钦英风；东下齐城七十二，天下无人能继踪。二人功迹尚如此，至今谁肯论英雄？”另外一人则唱道：“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桓、灵季业火德衰，奸臣贼子调鼎鼐。青蛇飞下御座傍，又见妖虹降玉堂；群盗四方如蚁聚，奸雄百辈皆鹰扬。吾侪长啸空拍手，闷来村店饮村酒；独善其身尽日安，何须千古名不朽！”刘备以为在这两位击桌而歌的人之中，必然有一个是诸葛亮，于是前去问讯，一打听才知道这两人是颍川石广元和汝南孟公威。
　　刘备的荒唐之极还在于把诸葛亮的弟弟和岳父错认成诸葛亮。之所以把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认成诸葛亮，是因为诸葛均在草堂之上拥炉抱膝地歌着：“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之所以把诸葛亮的岳父错认成诸葛亮，是因为老先生吟唱：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现代白领的荒唐之极则在于迷信于欧化的文字。只要书中的语言缺少标点符号，读起来大喘气似的，就有人认为这一定是老外写的。殊不知国内很多研究生都已经熟悉了这样的行文方式。书商们喜欢找考过托福的学生来当“枪手”，因为这些学生长期受英语语法的影响，早已失去了母语的作文技巧，写出的文章非常拗口，却恰恰能够唬住那些崇洋媚外的人。   
　　“隆中对”外来和尚的迷魂汤(1)   
　　著名的“隆中对”是诸葛亮灌给刘备的迷魂汤，这碗迷魂汤使得刘备对诸葛亮这个外来和尚大加叹服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也使得后人对诸葛亮多了几分敬畏。
　　仔细分析“隆中对”，就会发现，这里面存在着一些漏洞，比如强调“人谋”胜过“天时”，违反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古训；再比如其分兵出击的战略，易造成被各个击破。但由于诸葛亮巧舌如簧般的描绘极具煽动性，使得刘备忘记了对诸葛亮言辞进行理性分析，从而糊里糊涂就被诸葛亮俘虏了。我们先来看看诸葛亮“隆中对”的内容：
　　“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
　　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诸葛亮的“隆中对”隐藏着三个致命的缺陷，具体分析如下：
　　缺陷之一：重视“人谋”，忽视“天时、地利”
　　中国古代人打仗，很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诸葛亮所提出的“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反倒狭隘的多。反映了诸葛亮潜意识中存在的忽视客观环境，夸大主观努力的思想。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刘备的确不具备恢复汉室的“天时”。诸葛亮提出以“人谋”来抵“天时”的口号，颇投刘备喜好。
　　缺陷之二：用兵太贪，实力分散
　　用兵打仗，最忌兵力分散。而“隆中对”恰恰就犯了这样一个兵家之大忌，提出“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的错误主张。事实上，后来诸葛亮也坚定执行了这一错误路线，一方面让镇守荆州的关羽主动出击攻打樊城，另一方面组织汉中的大部队准备大举进攻曹操。结果由于兵力过于分散，导致荆州被孙权袭取，关羽也惨遭杀害。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毛泽东对“隆中对”的评价，他在谈到诸葛亮之败时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缺陷之三：对困难估计不足
　　在曹操、孙权、刘备、刘彰、张鲁这些军阀之间，刘备是实力最弱的一支力量，但刘备所怀的“恢复汉室”的希望最强烈。刘备所担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百姓对皇室宗亲的概念将会越来越淡漠，而天命定数的观念却会渐渐占据人们的内心深处。诸葛亮向刘备描绘了一个“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的美好未来，恰恰就是刘备最喜欢听的话。这一席话忽视了未来的斗争困难，却让刘备听得如痴如醉。可见，“隆中对”本身就是一副迷魂汤。
　　孔明临行时嘱付自己的弟弟诸葛均：“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这足以说明他对未来的困难估计不足。等到他走出隆中的时候，才发现遇到的敌人一个比一个强大，凭他的能力根本不能实现“隆中对”里的宏图大志。在他陷入与司马懿之间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隆中对”里所规划的内容已经变成了泡影，而“病死五丈原”也便成了他必然的宿命。   
　　“隆中对”外来和尚的迷魂汤(2)   
　　补注说明：
　　史学家对“三顾茅庐”的问题也有争议，虽然《三国志》认可了“三顾茅庐”的说法，但《魏略》和司马彪所著《九州春秋》均记载是诸葛亮先主动去求见刘备，而没有“三顾茅庐”和“隆中对”。还有人猜测，可能是诸葛亮先去向刘备毛遂自荐，然后才是刘备的礼贤下士，主动邀请。只不过中国人还是更愿意接受“三顾茅庐”的说法，这大概说明中国人对雇主总是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借用外脑未必灵验   
　　世界最著名咨询公司之一的麦肯锡公司，曾是国内企业家眼中的“世外高人”。国内知名企业实达集团就曾经以３００万元请麦肯锡为实达设计营销方案。麦肯锡的专家给实达开出了管理改革“处方”：打散下属各个供产销自成体系的子公司，重组为集团统一整合的事业部制。由于这套西方先进管理方案似乎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它让公司变革历时半年，在实达内部被形容为“千人大换岗”，其直接后果是，长达半年的经营和效益大滑坡，直接和间接损失过１亿元。最终，实达只得调整回到原来的管理体制。
　　错用了麦肯锡的实达，与错用的诸葛亮的刘备一样，都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实达改革失败3年之后，其集团总裁叶龙与麦肯锡公司大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欧高敦、北京分公司经理潘望博和董事吴亦兵曾共同约见媒体记者，公开宣称：实达巨亏，并被ＳＴ，与麦肯锡甚至与叶龙都无关。
　　叶龙说麦肯锡的方案绝对是好方案，可惜他自己当年有些操之过急，把本应花１年时间做的事放在３个月内就完成，显然不太可能。叶龙还为自己辩解：虽然麦肯锡方案在实达的集团层面最终没有全面推行，但这并不是一个巨大损失。因为通过这场变革，各个子公司都已经树立了优化资源配置的意识。麦肯锡公司也公开推卸责任，其北京分公司董事吴亦兵表示：“客户并不是病人，麦肯锡也不是医生，而更像是教练。”后来便有记者撰文质疑：教练训练的球员比赛时惨败球场，难道他就不该负任何责任吗？
　　就在国内企业家纷纷把麦肯锡供为“神仙”的时候，网上却开始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麦肯锡的笑话：
　　有一个老头，正在草地上放羊，忽然走来一个年轻人，年经人走到老头面前说：老先生，我可以为您服务，我将告诉您，您的这群羊有几头，作为酬劳您需要给我一头羊。老头还未作答，年轻人就开始了工作，年轻人用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链接上NASA的内部网，调动低轨道卫星，把卫星遥感成像的图片再通过软件分析，数十分钟后，年轻人再次走到老头面前：老先生，您的羊群共有763头。说完后他抱起一只羊就要走。
　　老头这时叫住了年轻人：“年轻人，如果我能猜出你就职的公司，你可不可以把酬劳还给我？”“可以。”年轻人答。“你是麦肯锡公司的。”老头说。年轻人很惊讶：“您怎么知道？”老头笑了：“因为你具有该公司咨询人员的所有特点啊，第一。你不请自来。第二。你告诉我的分析结果是我本就知道的。第三。你抱走的不是羊，而是我的牧羊犬。”
　　当年的诸葛亮如同现在的麦肯锡一样精明，只不过当年的刘备却不及放羊老头那样明白。所以，刘备的“羊群”最终被诸葛亮搞散了。   
　　谁来考核“外来的和尚”？   
　　诸葛亮仅凭“隆中对”中的一席煽情话语，就得到了刘备的重用，自然引起了关羽、张飞的不满。《三国演义》编造了“火烧博望坡”的故事，让诸葛亮一出山就镇服了关张二人。实际上在后来的征战中，这二人也从来没有服气过诸葛亮这个“外来和尚”。所以有后人曾经怀疑，诸葛亮是为了除掉关羽这个“刺头”而故意不发兵援助荆州。按下这一历史悬案不说，我们先来谈一谈考核“外来和尚”的问题。
　　很明显，刘备对诸葛亮的任用缺乏必要的前期考察，也缺乏后续的绩效考核。客观评价诸葛亮，除了奔赴江东说服孙权共同抗曹外，几乎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成绩。但刘备却给了诸葛亮丞相兼军师的职位。这不能不说是刘备的重大失误。
　　为了掩盖用人方面的失误，刘备不得不为诸葛亮护短。在诸葛亮违背盟约而“三气周瑜”的过程中，刘备是诸葛亮的坚强后盾。当荆州因诸葛亮的战略失误而丢失且关羽英勇就义的时候，刘备也没有指责诸葛亮，听凭诸葛亮把荆州之失归罪在关羽的“刚而自矜”上。实际上，刘备是心里有苦说不出。毕竟“三顾茅庐”的故事已被传为佳话，刘备即使心里已经清楚诸葛亮有问题，也不能马上就处罚诸葛亮，否则会被世人笑话自己的眼光问题。所以刘备必须亲征东吴，用一场胜利来向孔明暗示：其实我比你更强。然后再暗暗削弱诸葛亮的权利。然而，刘备东征还是以惨败而告终了。此时再想动诸葛亮已经来不及，于是刘备不得不顺水推舟，上演“白帝托孤”的一幕。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目前的现状：海龟派人才异常走俏，颇有点孔明遇到了刘备的样子。各单位往往不假思索就对海龟派委之以重任，而对于本土人才，则以相当苛刻的条件进行约束。不论是在公司CEO，还是在学术带头人的位子上，均充斥着大量没有经过严格考察的海龟派。而那些劳苦功高的本土派人才，则被排挤到了无法舒展的地带。
　　外来人才和本土人才在获取同一职位时所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很多用人单位都对外来人才放宽了限制。比如，外来人才不用去考政治课程就可以被国内高校聘为教授、院长等职，而政治课程却要伴随本土人才一生，本土人才上大学要考政治课，读硕士要考政治课，评职称要考政治课。这给人一种感觉：似乎那些从来没有上过政治课的海龟派要具备更高的政治可靠度，而那些从小到大就不离马列教材的本土人才反倒很让人放心不下了？若真是这样，开设政治课又有什么意义呢？
　　根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曾对“外来和尚会念经”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本地和尚”可能更会念好经。
　　萧灼基说：“我这个人被当作‘外来和尚’。有一次我到某地去讲课，那里有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和他们交谈时，我发现他们的学问比我大，但出头的机会不多。其实‘本地和尚’才念好经。为什么？因为‘本地和尚’最知道念什么经。‘外来和尚’念的经好不好和他本人没有关系；‘本地和尚’念的经好不好，和他的家庭、个人利益关系非常密切，他会更认真地考虑念经产生的后果。况且，‘外来和尚’再好也不可能全都请来，‘外来和尚’是个体，按照历史唯物论观点，群众力量超过个人力量，还是让‘本地和尚’念经好。”
　　萧灼基举了一个例子：国际上有个很有名的投资咨询公司，它常给中国企业做策划，少则收费几十万美元，多则收费几百万美元。有一次国内一家大公司请它来做战略方案，后来请萧灼基去评估。这家国外的咨询公司只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老外，一个是华人，他们讲战略规范、原则、案例，还有本企业情况，事实上他们讲的那些东西都是企业送给他们、再由他们归纳出来的。那一家国内大公司花了７０万美元，但国内咨询公司只收７０万元人民币就能做得很好。萧灼基说：“不要迷信高薪聘请的外国人，外国科学技术比我们先进，但管理方面不比我们强多少。”     
　　第十三篇毛泽东看透了诸葛亮   
　　毛泽东评点诸葛亮的败因   
　　毛泽东在召开会议时喜欢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方面说明他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以为然，另一方面说明他非常重视集体的智慧。
　　在那个人们对诸葛亮敬若神灵的时代，毛泽东能将诸葛亮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体现了一位军事家足够的智慧。当人们感叹诸葛亮“得其主，不得其时”，并且纷纷为诸葛亮的失败寻找借口的时候，毛泽东心中已经非常明白：诸葛亮之败怨不得天时，怨只怨诸葛亮自己还不够聪明。
　　在分析诸葛亮的失败原因时，毛泽东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之所以说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乍一看，荆州、益州两路出击是一个颇有诱惑性的方案。但毛泽东却很清楚，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刘备军团更加失去兵力上的优势。“隆中对”实施的结果便是，关羽所镇守的荆州被孙权军团偷袭得手，而且关羽父子也命丧孙权手中。可以说，蜀汉衰亡的祸根在于“隆中对”。
　　毛泽东所说“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指的是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这“三分兵力”依次展开，前两次分兵都失败得很惨，导致蜀汉元气大伤，而诸葛亮的北伐本钱也便所剩无几。所以，毛泽东叹道：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论赤壁之战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借用“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巧借东风”、“华容道”等故事情节，使得诸葛亮几乎成了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而实际上，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应该非周瑜莫属。
　　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4页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大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这段话中，毛泽东把赤壁之战定义为“吴魏赤壁之战”，说明他并不认为刘备、诸葛亮对赤壁之战有多大贡献。
　　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说：“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时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的立场，他认为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是周瑜，而并非诸葛亮。   
　　毛泽东评点“失街亭”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督军马谡违背诸葛亮的节度，举动失宜，结果被曹魏大将张颌所破，导致街亭这一重要关口失陷敌军之手。诸葛亮不得不败退汉中，演出一幕“挥泪斩马谡”的悲剧。
　　历代评书、戏剧在表现“失街亭”事件时，都把重点放在马谡如何违背调度，以及诸葛亮如何执法严明之上。毛泽东对此则有独到的见解，他评论到：“初战亮宜亲自临阵。”在毛泽东看来，街亭能否固守，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如此重大的任务怎能交给一个没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人去执行？而且即使派人去防守街亭，也应该不断派军去增援，假如街亭危急，甚至诸葛亮本人也应该前去亲自指挥，与敌军展开大决战。   
　　毛泽东评价曹操   
　　尽管在传统戏剧和小说中曹操一直是个“反派人物”，但毛泽东对曹操却有着相当高的评价，毛泽东曾说过，曹操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是了不起？
　　毛泽东曾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议论曹操时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有一次，毛泽东听到自己的随行医生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他马上反驳说：“屁话！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哪，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毛泽东非常喜欢曹操的诗，他认为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在和他的子女们谈话时，他也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毛泽东评价司马懿   
　　由于《三国演义》中编造了许多诸葛亮打败司马懿的故事，使得后人多以为司马懿不是诸葛亮的对手。很多人假设，若不是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司马懿终归会被诸葛亮灭掉的。毛泽东对此则有清醒的看法，他认为“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毛泽东还曾说过，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   
　　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之比较(1)   
　　诸葛亮与毛泽东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家，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失败的军事家，后者是成功的军事家；前者是被神话的军事家，后者则是真正伟大的军事家。
　　毛泽东的确很爱看《三国演义》，但毛泽东的军事谋略早已经超过了魏蜀吴三国中的任何一位军事家，更不消说那个失败的诸葛亮了。
　　毛泽东从诸葛亮那里得到的大多是反面教训，所以他采用的是和诸葛亮全然不同的领导模式。以下是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的比较：
　　比较之一：群众基础不同
　　毛泽东注重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他要把军队建成是人民的子弟兵。正确的政治纲领为毛泽东的军事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处处得到群众的支持。而敌人则总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实行坚壁清野，粉碎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争相推车挑担支援前线；抗美援朝期间，无数人勒紧裤腰带省下钱捐助人民志愿军。这一切都说明，“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制胜法宝，也是毛泽东军事胜利的保障。
　　而诸葛亮只注重刘氏政权的利益，为了所谓的“匡复汉室”，不惜穷兵黩武，连年发动战争，所以他无法得到广泛的群众基础。魏属领地的群众并不因为蜀军代表汉室利益就夹道欢迎诸葛亮，他们对曹魏政权的忠心要远远强于对恢复汉室的幻想。在司马懿坚壁清野的策略面下，诸葛亮无法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每每因粮草不济而败退汉中。多年征战造成蜀国国力严重衰退，在诸葛亮死后不久，蜀国便从此一蹶不振了。
　　比较之二：决策机制不同
　　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全体共产党员的思想结晶。共产党的决策机制是民主集中制，这可以有效弥补个人思维的缺陷。虽然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决策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在战争年代的军事指挥生涯中，则是很好地执行了民主集中制。
　　1947年冬季，毛泽东指导人民解放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他把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概括为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这次整军运动到1948年夏季结束。在具体的军事战役中，毛泽东也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多方听取不同意见，然后作出最后的决策。1948年1月，毛泽东同意粟裕的意见，即3个纵队3月下旬渡过长江进行发展。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粟裕认识到3月下旬渡江并不是最好的行动，于是他又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仍在内线作战，以争取战局之最有利发展。毛泽东看了电报后，急召陈毅、粟裕到中央，并于4月30日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粟裕的方案。会议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决定粟裕兵团的任务目前不是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这次对重大抉择做出的变动，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它对后来战局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诸葛亮的决策机制完全是靠个人智谋，这就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很多问题。诸葛亮用兵不愿意和人商量，将士们出征前往往都是一头雾水，非要等到关键时刻打开诸葛亮赠送的锦囊才能悟出诸葛亮的真实用意。这似乎很能体现诸葛亮处处高人一筹的才智。但是却不利于发挥集体的力量。虽然诸葛亮有时也会接受别人的献策，但他从不会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用兵方案。往往是只有他认为方案不错，也根本不会让更多的人来论证，而是自己就进行决策了。
　　比较至三：军事原则不同
　　毛泽东的军事原则是以效率为核心的，而诸葛亮的作战方案往往追求表面的胜利。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中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等等。可以说，毛泽东提出的军事原则是以谨慎、高效为核心的。这样可以保证解放军的每一次战役都建立在有针对性的目标之上，而且还有助于军队取得实实在在的绩效。   
　　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之比较(2)   
　　从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到1946年10月，国民党占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解放军只收复或攻占了国民党的48座县城。算下来解放军净丢失105座城市。如果只看城池的得失，你会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占了便宜，而且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透过城池易手的表面，却是另一种力量变化的对比：这段时间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30万人。
　　诸葛亮打仗，总是忽视实际效果，有的战役看似胜利了，实际上是在赔本赚吆喝。诸葛亮在进攻曹魏时，没有什么具体的绩效目标。大概也就是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长年累月地出兵却总是无功而返，诸葛亮却不进行反思，还是一味死命进攻。第一次伐魏时，诸葛亮手中重要关口街亭失守，于是不得不退回汉中，顺便把魏地三城的军民赶到蜀国，以作为北伐失利的补偿。蜀国本来就人多地少，这样无疑会加剧蜀地人民的生活负担。但诸葛亮却把掠走敌国群众作为他的绩效，说明他的绩效观是非常荒唐的。
　　两军交战，对于主动进攻的一方来说，只要你没能攻破对方，即便看起来你把对方打得如何狼狈，也不代表你是胜利的一方。诸葛亮可能并没有这样的绩效意识，他长途跋涉，去远征曹魏，其耗费的军力自然要远远多于以逸待劳的魏军。可是诸葛亮却乐此不疲地发动着这样没有实际效果的战争。所以，最后的胜利肯定不会属于诸葛亮。
　　比较之四：对待根据地的态度不同
　　毛泽东重视根据地的发展，但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他也会主动放弃根据地。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到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由不足1个团发展到1个师两个团，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座县城，并建立了这三县的工农兵政府。
　　在此之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剿”，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毛泽东并没有死守根据地，而是出动出击，深入敌后，攻击敌人其他城镇。在此过程中，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曾多次失而复得，而且红军还不断扩大战果，开辟了赣南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和闽西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后来，赣西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合并，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为了迎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毛泽东采用了“诱敌深入”策略，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而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就是在毛泽东的军事策略下惨遭失败的。遗憾的是，后来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转入长征。
　　毛泽东建立根据地，往往是选择在条件艰苦的山区里。因为山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而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所以，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溃退和国民党政权的瘫痪，毛泽东接连电示八路军，在敌后广大的乡村广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之后八路军创建晋察冀、晋冀豫、晋冀鲁豫、冀热察、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牵制了侵华日军60%以上的兵力，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诸葛亮的根据地主要建立在大城市，如成都、荆州等地。但诸葛亮对根据地的建设是缺乏力度的。拿荆州来说，早在“隆中对”时，诸葛亮就把荆州看作是重要的根据地。后来诸葛亮得到荆州后，并没有依据这个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充实力，而是把关羽一个人留在荆州进行防守，简单地交待了关羽“东和孙吴，北拒曹操”八个字。在诸葛亮的八字方针下，关羽只是消极防守，并没有在无强敌来临的时候积极扩张根据地。而当孙曹两家联手进攻荆州时，关羽却听从诸葛亮的命令去贸然出击，攻打樊城，结果樊城未得，荆州倒失。
　　汉中根据地是诸葛亮发动北伐的根据地。诸葛亮也曾通过“七擒孟获”征服了南方的少数民族，加强了根据地的稳固性。但在经激烈的三国角逐中，区区这一个根据地，用来防守还勉强还以维持，要想用它来包打天下则是远远不够的。在荆州失手以后，诸葛亮没有再发展其他的根据地，只是一味依靠汉中根据地发动战争，根本无法起到联动效果和规模优势。   
　　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之比较(3)   
　　实际上，如果实力弱的一方只拥有一个根据地，那么最适合打的就是“诱敌深入”的战争，比如毛泽东在赣西南、闽西领导的中央根据地，就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大围剿，但当红军改打阵地战的时候，根据地就被敌人攻破了。
　　毛泽东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他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创建了多个抗日武装根据地，不仅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也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原先坚守在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立即成为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也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诸葛亮的失败，在于他只拥有一块根据地的弱小一方，试图进攻强大的敌人，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发展过新的根据地。
　　比较之五：对待组织建设的态度不同
　　毛泽东指出，人民军队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是宣传队，这一思想的提出，使人民军队真正成为执行党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确立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党组织讨论决定。这种“支部建在连上”的管理措施，有助于部队思想的高度统一。
　　1929年12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红四军召开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这有利于党的思想在部队的贯彻执行。
　　在后来的战争中，无论是发展新兵入伍，还是接受国民党起义部队，或是收编地方武装力量，共产党的支部总能渗透在最基层的连队。这使得革命军队在不断快速扩张的过程中，永远保持着思想的高度统一。
　　诸葛亮在组织建设方面缺乏足够的智慧，往往过于放任新收编的部队。比如攻克荆州后，没有及时对荆州兵团进行思想改造，导致荆州兵没有心思为刘备卖命。倒是偷袭了荆州的吴将吕蒙颇懂得组织建设：他在荆州，传下号令：凡荆州诸郡，有随关公出征将士之家，不许吴兵搅扰，按月给与粮米；有患病者，遣医治疗。结果荆州将士之家感其恩惠，对蜀汉的忠心便已荡然无存。当那些跟随关羽出征的士兵们得知自己家门无恙，衣食不缺时，根本没有心思再打仗了。后来关羽遭到吕蒙军队的伏击，手下将士渐渐消疏。比及杀到黄昏，关公遥望四山之上，皆是荆州士兵，呼兄唤弟，觅子寻爷，喊声不住。军心尽变，皆应声而去。关公止喝不住，部从只有三百余人。这便是诸葛亮没有做好组织工作所导致的恶果。
　　比较之六：面对压力的方式不同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曾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困苦，但他总是保持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他写出“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诗句，在长征途中写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句。这些诗句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也体现了毛泽东善于排解压力的能力。
　　诸葛亮面对压力时，只会劳累自己的身体。不仅事必躬亲，而且神经还紧张到极点。关兴、张苞的死亡都曾让诸葛亮晕厥在地，半晌方苏。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毛泽东身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英勇牺牲，毛泽东虽然也落了眼泪，但他很快就投入到工作中。在毛泽东的精神感召下，志愿军战士最终以百倍的勇气把美军赶过了三八线。   
　　到底应该向谁学管理？   
　　前一段时间，管理界出现了一股向古人或向小说人物学管理的热潮。人们提出来的学习对象有诸葛亮、刘备、宋江、孙悟空、唐僧等。这些人物要么是失败的英雄，要么是虚构的艺术形象。看来中国的管理界有着浓重的浪漫主义情怀，离高效的管理理念还相去甚远。
　　为什么不去向毛泽东学习管理艺术呢？毕竟毛泽东离我们这个时代并不远，而且他才是真正成功的英雄。
　　与毛泽东相比，诸葛亮的所谓智谋都显得过于稚嫩。诸葛亮只能打败小毛贼，面对司马懿这样的强劲对手，他便失去了主张，七擒孟获看似花样翻新，让人叹为观止，那都只不过是军事上的小伎俩而已。在司马懿面前，诸葛亮不思进取，还想如法炮制，当然会必遭败绩。
　　毛泽东他不仅能打国民党，也能打日本人，还能打美国人。抗日战争打游击战，解放战争打进攻战，抗美援朝打阵地战。面对不同的敌人，他采用不同的策略，均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所以，我们何必舍近求远地去学诸葛亮呢？

松竹爱雪梅

    洋洋洒洒、动笔万言，的确下了功夫；有点像当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似乎想把诸葛亮批得一文不值；可以看出，作者对《三国演义》很有研究，但《三国演义》毕竟不能等同于真实的历史，历史的、辩证的看待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从中吸取精华，借鉴经验，为我所用，方为正道。孙子兵法云:兵者诡道也。将用兵的原则，推广到日常社会生活一定是行不通的。不过，作者的确对诸葛亮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许多事件，有独到的见解，难能可贵。上述仅我的浅显之见，不到之处敬请海涵。

中山友好

我个人认为，此书是从历史的角度很可观的分析了诸葛先生，并不是像演义上的那种神话渲染了诸葛亮，他的很多缺点，不正是现在中国人的劣性吗！诚信问题、专权、急功近利.....很多啦！从前几天“盐”的事情上，难道还还看不出来吗？

未完成

这种借古讽今的文章没什么意思，何况借的还是演义小说而非真正的历史，最多无聊看着消遣。
千百年前的古人有他的局限性，岂能一概而论。
孔明是政治家，演义小说里的“奇谋百出近乎妖”的军事家形象倒并非他的本来面目。
最烦这种以批判，搞臭为出发点东拉西扯以示自己渊博、故作高深的狗屁作者。

中山友好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不过而已。